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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市志研究论文集
发布时间:2010-03-09 稿件来源: 【字体大小: 】浏览次数:
 

                      

                      

 镇江市史志研究论文集

 镇江市史志办公室 编

编审人员

 

 

  编: 

副主编:杨国祥   傅雪元   刘爱玲   孙爱军   陈恒明

  务:     翁红霞   严志清        倪红阳

李国忠

 

今天,凝聚了我市广大史志工作者辛勤努力的《镇江史志研究论文集》正式与大家见面了。

镇江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何更好地研究史海钩沉、挖掘人文积淀、彰显城市特质、服务地方发展,一直是史志工作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我市史志工作卓有成效,党史编研成果显著,二轮修志有序推进,年鉴工作屡获殊荣,史志宣传不断加强,地情资料逐渐丰富,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成果。

《镇江史志研究论文集》一书,集中展示了全市史志系统近年来在地情历史、地方党史、民风奇俗以及修史编志理论等研究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对全市党史地方志研究成果的一次精彩汇集。同时,该书以一斑窥全貌,较好地展现了镇江悠久的历史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是对广大市民进行地情历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生动教材。该书的问世,对于推动我市史志工作更好更快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前,全市人民正上下同心,加快谱写古城新跨越的崭新篇章。史志人使命光荣,史志工作大有可为。希望以《镇江史志研究论文集》出版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把史志工作做得更好,充分发挥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积极作用,为镇江跨越发展、后发先至作出更大贡献。

 

200912

    (作者系中共镇江市委常委、秘书长)

 

 

宏观视野

1.    新跨越——镇江史志科学发展的航标(胡振)

2.    以创新党史研究的实践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胡振)

3.    开发镇江地方文化资源的实践和思考(刘爱玲)

4.    浅议编史修志过程中的资料工作(孙爱军)

5.    学习和总结历史,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历史的智慧和经验(陈恒明)

6.    浅谈新时期史志宣传教育工作(杨兵)

7.    加快史志事业信息化建设步伐,为跨越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孙燕宾)

8.    关于扎实推进史志工作,全面服务小康社会的几点思考(赵霞)

 

党史研究

9.    浅述茅山、丹北、太  地区反清乡斗争胜利的原因和意义(孙爱军)

10. 从镇江市解放初期的金融物价斗争看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严杰姣)

11. 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地方党史大事记浅探(俞祖泉)

12. 征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的做法和体会(俞祖泉)

13. 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历程、战略地位与历史经验(莫仲钧)

14. 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国民经济大调整(赵纪福)

15. 试述新三团在茅山抗战中的发展及其作用(唐淑萍)

16. 试论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及其启示(马红霞、汤丽丽)

 

方志编修

17. 关于提高志书可读性的思考(刘爱玲)

18. 试述续志篇目继承与发展的原则取向(王平)

19. 浅谈财税、金融志稿的篇幅控制及初审重点(翁红霞)

20. 对修志资料选用的一点认识(严志清  缪丹)

21. 关于修志初稿审稿标准的几点思考(戴芸)

22. 正确认识地方志性质,准确把握志书体例(戴午林)

23. 精制图表精选照片(胡德明)

24. 丹阳市做好“四篇文章”夯实编纂基础(姜柏林)

25. 如何做好志稿分纂工作(付久成)

26. 首轮修志实践对二轮修志的启迪(朱延生)

 

年鉴编撰

27. 十五年磨砺铸精品——《镇江年鉴》创刊15周年启示(胡振)

28. 年鉴文稿的交叉重复和处理(杨国祥)

29. 切实提高年鉴条目的编辑质量(傅雪元)

30. 《镇江年鉴》建设编校规范点滴(杨正宏)

31. 从资料收集谈年鉴条目质量(姚丽华)

32. 筑基础、抓环节、强队伍,不断提升《丹阳年鉴》的综合质量(张建中)

33. 试析年鉴人物部分有关问题及其编纂方式(倪定胜)

34. 浅谈年鉴信息化与年鉴创新(殷红)

35. 试论城区年鉴区域性原则的实践意义(徐海龙)

 

史海钩沉

36. 镇江的古炮台(丁秋波)

37. 古、近代镇江重要史实记述考订二题(陆潮洪)

1.        梁红玉怎样击鼓战金兵?

2.        关于孙中山来镇江的史实与记述

38. 转身民国:一个县城~一个省会(陆潮洪)

39. 五四运动在镇江(莫仲钧)

40. 徐国懋与潘汉年建国初期的一段交往(吴新亚)

41. 龚自珍进入镇江的轨迹(吴新亚)

42. 南兰陵故城考(钟建华)

43. 十里长山埋冤相(殷明)

44. 我的镇江方言研究(笪远毅)

45. 两宋移民与镇江(严其林)

46. 镇江“十月朝”奇俗探赜(裴伟)

47. 镇江清曲泰斗——魏绍章(马金松)

48. 东吴霸主孙权基业——铁瓮城(马金松、马计)

49. 紫金泉铭考(马阿林)

新跨越—镇江史志科学发展的航标

 

镇江市史志办公室主任  胡 振

 

市委五届七次全会指出:“全力推进镇江发展新跨越”。这无疑是进一步加强镇江史志工作的新命题,是引领镇江史志事业科学发展的新航标。我市各级史志部门,尤其是史志部门领导,应当站在高处,以科学精神进行史志工作再认识;谋在新处,以战略思维探究史志工作新路子;干在实处,以饱满热情开创史志工作新业绩,更加自觉地把我市史志工作纳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一、以新跨越为认识之源,确立奋斗目标,把握事业根本

加强史志工作,发展史志事业,应当以新跨越为基本指导,提高对史志工作认识,确立我市史志事业发展的奋斗目标。一是认清史志工作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史志事业是继往开来的一项重要事业,史志工作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史志部门是党委、政府领导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门。二是认清镇江史志工作的特殊地位,深刻认识镇江重要的历史结点。它拥有抗击外敌入侵载入史册的历史见证,它是全国六大山地抗日根据地之一,是建国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过的为数不多的地级市;改革开放30年来,镇江作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具有许多弥足珍贵、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加强镇江史志工作,不仅对推进我市党的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而且对发展我市史志事业也有特别重要意义。我们对镇江史志工作的认识,应当上升到镇江发展新跨越高度,确立我市史志事业发展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在市委领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史志工作全局,以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切实加强史志工作,大力发展史志事业。经过不懈努力,使我市史志征编研水平、史志宣传教育质量、史志工作素质、史志工作环境条件、以及史志工作作用影响,居于全省史志系统前列,把史志资源转化成为史志能源,为发展我市史志事业、推进我市党的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实现我市史志事业发展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坚持史志工作的正确方向,牢牢把握史志事业根本。一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志工作实践,我们才能科学地审视历史,研判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做到以史鉴今;也才能正确地把握史志事业发展规律、探索新形势下的史志工作思路。二是坚持以资政育人为根本任务。资政育人是史志事业的立业、兴业之本,也是史志工作的立室、治室之本,史志工作者的立身、立文之本。我们要围绕这一根本任务,深入研究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执政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提供历史借鉴;要围绕党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引导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不辱使命,保证史志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以新跨越为履职之基,坚持服务导向,发挥职能作用

加强史志工作,发展史志事业,应当以新跨越为根本要求,明确服务责任,全面履行史志部门的职能。早在200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接见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全体代表时,就提出了党史工作“三个服务”的总要求,即要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为加强改进党的建设服务、为培育“四有”新人服务。今天,我们重温胡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学习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市委五届七次全会精神,倍感“三个服务”的要求高屋建瓴,内涵十分丰富。随着形势的发展,史志工作必须为我们党领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服务,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服务,为科学发展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在我市,还要为建设和谐镇江、平安镇江和法治镇江服务。因此,我们要坚持史志研究与党委、政府工作大局相结合,与市及辖市(区)的工作全局相结合,与探索执政党兴衰成败的规律相结合,与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在史志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服务现实,以史鉴今。

新跨越对史志工作的要求与史志部门的职能紧密相联。就我市史志部门而言,主要有三项职能:一是作为党委、政府主管地方史志工作常设机构所应有的管理职能,负责地方史志工作的规划、指导、协调和服务;二是作为地方史志研究机构所拥有的征编研职能,负责地方史志的资料征集、整理、编纂和研究;三是作为地方史志研究机构所具有的宣传教育职能,负责史志工作宣传、史志知识普及和对史志题材的出版物及展览内容的审查指导。我市史志部门的职能互相联系,不可或缺、不能偏废。如果只重视史志部门的征编研和宣传教育职能,忽视史志工作的管理职能,我们就有负党委常设机构的重要地位和应有职权;如果只重视史志部门对史志工作的管理职能,忽视征编宣研职能,我们就有违史志机构的单位名称和应有职责。在发展史志事业、推进党的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应充分体现史志部门不可替代的职能作用。

三、以新跨越为创业之力,发挥工作优势,谋求史志发展

加强史志工作,发展史志事业,应当以新跨越为强劲动力,审时度势,发挥优势,干在实处、务求实效。当前,镇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这一大好形势为加强史志工作提供了宝贵机遇。与此同时,从国际到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使加强史志工作、总结历史经验、用党的历史资政育人,愈显重要、愈为迫切。我市各级史志部门要认清形势,乘势而上,充分发挥史志工作优势,即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政治优势、盛世修史的传统优势、史志史料的资源优势、史志机构的网络优势和史志研究的品牌优势,不断谋求我市史志事业的跨越发展。

一是以加强史志征编图发展。史志资料是进行史志编纂研究、开展史志宣传教育的基石和原材料。各级史志部门要继续征集我市民主革命时期的史志资料,重点征集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市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的各种资料特别是口述历史资料。要加大对史志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资料征集力度,特别是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镇期间的史料征集和全国、全省重大研究课题的资料征集。要提高史志资料管理水平,通过建章立制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史志资料征集工作的规范化和数字化。要加大对史志资料开发利用力度,注重史志专题资料的整理编纂,重点整理和编纂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大决策及其实施过程的有关资料。要在负责协调本地史志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的同时,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合作和联系,共同搞好史志资料的征编、管理与开发利用,努力实现史志资源共享。

二是以加强史志研究谋发展。史志研究是发挥史志工作资政育人作用的主要途径。根据我市史志工作规划,继续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重点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根据目前史志工作任务繁重、人手紧缺的现状,各级史志部门要加强集成、整合资源,抓紧抓好多卷本史志的编写工作。要重视和加强史志的基础性研究,深入研究我市各个时期党的历史活动、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深入研究党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创新和历史经验;深入研究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规律。要把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围绕我市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确定重点课题进行专题研究,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创新、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要深入研究和总结我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努力推出富有镇江特色的研究力作,为促进改革开放、推进创新发展和提高执政能力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三是以加强史志宣传教育促发展。史志宣传教育是史志工作的重要方面,是加快史志研究成果转化和提高资政育人效果的重要途径。在史志宣传实践中,坚持正面宣传,充分利用史志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纪念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要办好史志期刊,提高期刊质量,积极利用图书、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现代传媒,扩大史志宣传阵地,播发史志宣传精品,增强史志宣传效果。在加强史志教育中,以领导干部和广大青少年为重点,精心编写史志读本,创新史志教育方法,推动史志教育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进军营。通过开展经常性的史志教育活动,大力普及史志知识,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史志部门与组织、宣传、教育、文化等部门的合作,充分发挥老同志在史志教育中的作用,整合各种史志教育资源,形成史志教育的长效机制,努力营造全社会学习史志、关心史志教育的良好氛围。

四是以加强史志队伍保发展。史志工作者肩负着用党的历史资政育人的特殊使命。市委书记许津荣在市委五届七次全会上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凝聚新跨越的强大合力”,这为加强史志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要大力加强史志部门领导班子建设,领导干部要努力做到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史志工作者完成各项任务。要努力构建和谐机关,从政治上、业务上关心爱护广大史志工作者。在教育引导史志工作者坚持党性、敬业爱岗、提高政治素质和加强干部交流的同时,通过业务培训、专题研究、学术交流等形式,帮助史志工作者提高业务素质,鼓励大家努力成才,着力培养史志研究的领军人物。要坚持开门办史,加强与老同志及高校、党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联系与合作。要健全史志工作评价体系,加强史志系统评选荐优工作,为我市史志事业的长远发展打造一支素质优良的史志工作队伍。要加强与党政有关部门的协调,努力争取有关部门的理解和帮助,实现我市史志事业科学发展的新跨越。

以创新党史研究的实践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

镇江市史志办公室主任  胡 振

 

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了我国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宝贵经验,集中地阐明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怎样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这些宝贵经验,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是党中央从全局战略高度,在宏观上的精辟概括。进行新时期的党史研究,不仅要求我们从宏观上把握,用这些宏观经验作指导,还需要我们从微观上入手,结合我市党史工作实际,研究这些经验是如何形成、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否在宏观上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是否在微观上运用和丰富了这些基本经验,以大量历史事实充分说明这些经验,以利于人们加深对宏观经验的认识,以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这些宝贵经验。

一、在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把握主体,深刻理解党史研究的内涵

党的历史是党发动和带领人民群众团结奋斗、不断争取胜利的历史。党是依靠人民群众生存和实现自己的使命的,人民群众是依靠党的正确领导谋求自身解放和幸福的。党带领人民共同奋斗,才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党和人民都是主体,一部成功的党史必然是内涵丰富、有区有同、陈述精当的党的历史。为此,需要把握三个方面内涵:一是认识要全面。党史不仅应该包括党的思想史、组织史,而且还应该充分反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经济政治发展史、社会文化建设史。思想史是党史的灵魂,组织史是党史的骨架,革命斗争史、经济政治发展史、社会文化建设史则是党史的血肉。二是反映要准确。重点要明确党史与国史,党史与党志的区别。党史与国史的区别在于,党史属于专史,国史属于通史,党史是国史的决定因素、核心部分。党史与国史叙史的方法、方位不同。党史既要反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又要反映贯彻实施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既要反映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及重大会议情况、评价,又要反映党执政的历史过程及经验教训;既要反映领导决策层面,又要兼顾社会生活层面。而国史把社会历史作为主体,叙史的方法侧重于展示。党史与党志的区别在于,史是源、志是流。党史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叙历史进程;而党志则不然,它是以类系事,要求分门别类记叙党的历史与现状。党史基本上是以纵为主,纵横结合;而党志则是先横后纵,以横为主,横排竖写。党史是无论不成史,党志则是记述而不加评论。三是表述要深入。写党史,不仅要有骨架和血肉,而且还要注意灵魂,写出思想,这样,才能把党史写活,从而体现出党史在思想理论方面的特殊力量和历史的重要启示。要使党史体现灵魂和思想,就要有化静为动的功夫,功能组合的功夫。今天我们可直接看到的史料,只不过是遗留态历史,即原态历史的遗痕,这些史料无疑是死的,处于静态的,无法重现的,这就需要我们去再思考、再复原、再创造。这一遗留历史,只有经过党史研究人员的功能性组合,即对史料进行考订、取舍、选择、重组,才能活化历史,从而生动地再现历史,触及灵魂,体现思想理论的力量。

二、在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升素养,切实驾驭党史研究的本领

党史研究基本目的是资政育人。直接起资政作用的是历史经验,经验的总结来源于对历史实践的准确了解和深入理论研究。所以,党史研究者的工作不只是客观地记录历史,而是通过客观地反映历史过程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启示。好的党史书不仅在于史料的丰富和内容的真实,而且还在于它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经验总结,能够反映历史的规律,这就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写好党史,关键是要提高党史研究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切实加强理性和抽象思维。要掌握四个要领:第一要领是学。书是逼出来,人才是压出来的,高效率是严出来的,没有工作压力,就不会有学习动力。要重视理论学习,加强理论修养。历史与理论的结合,才能出深度、出说服力、出可读性。尤其要学习哲学,哲学境界是党史研究的最高境界。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句名言:“写历史要有哲学的眼光,要写出哲学的意味,给人们哲理的教益。”第二要领是疑。“做朋友,应在疑中找不疑;做学问,则应在不疑处找疑”。写史也应在不疑处找疑,要像列宁讲的,在肩膀上长自己的脑袋。第三要领是思。古人云:“行成于思,毁于随”。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分三个层次,首先是感性层次,再就是理性层次,最后是悟性层次。要总结历史经验,发现历史规律,写好党史正本,没有悟性不行。第四要领是变。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切实转变思维方式,努力克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讲,思维方式的转变和思维能力的提高,比获得知识本身具有更重要的价值。

三、在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敏锐思考,全面掌握党史研究的方法

党史光有全貌的勾划,过程的叙述,没有细节的描写,就会显得平淡乏味;而只有细节描写,没有宏观的背景和整体的介绍,就会使读者很难了解历史的全貌和细节的缘由,虽会有一定可读性,但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进程。因此,作为党史研究者,必须对整体和细节同时关注,并恰当处理好两者之间的五个关系。第一,史与论的关系。作为党史研究的方法,“论从史出”是对的,但作为党史的叙述方法,则要“史论结合”采用“寓论于史”、“夹叙夹议”。党史向来以准确、生动的叙史为主,议论只能夹一点,即主要笔墨要用在“画龙”上,“点睛”之笔只能点到为止。第二,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地方特色是地方党史的生命力。写地方党史时要借鉴全国党史的共性,挖掘地方党史的个性,把宏观考察的定位和导向融会贯通地体现在微观考察之中。从哲学上讲,一切共性的东西都在个性之中,一切普遍的东西都在特色之中。因此,写地方党史就要注意特色,研究特色,突出特色。第三,决策和实施的关系。“党史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写党史既要写怎么决策的及决策了什么,更要着重写怎么实施的及实施的结果。既听其言,更观其行。切忌“文山会海”,大段大段地摘抄指示、意见。第四,人物和事件,成就和失误的关系。对历史的记叙,离不开人物,也必然会涉及失误,而这两个问题又都是十分敏感的,因此,在写作时要特别注意。要坚持以事系人,适当注意平衡,既见事又见人,避免处处见事不见人。记述人物要客观,注意分寸。写事件既要写大轮廓,又要给人一些具体的感觉、感受,使人一看就知道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写成就要充分,但不要讲过头;写失误不必回避,但不刻意渲染,关键是不要脱离历史条件来分析,要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第五,粗与细的关系。这里的“粗”,不是粗糙、粗率的意思,而是一种从更高的境界,对历史进行提炼、概括,是历史的升华,是认识的飞跃。这是基于“宜粗不宜细”原则提出来的,从政治考虑的,体现全局观。当然,不能把这里的“粗”,当作回避重大历史难题的代名词,理解为越简单越好,遇到问题绕道走的借口,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深入挖掘,着力充实党史研究的要则,

改革开放时期分三个阶段,第一段从三中全会到19849月,第二段从198410月到199112月,第三段从19921月到现在。近三十年的历史跨度,语言如何表述、结构如何安排,文笔如何运用,党史研究者必须深入思考六个问题。一是结构要合理。地方党史一般以时间为序,兼顾历史事件,并切实注意编、章、节的时限。党史的纲目,一般设卷、编、章、节、目五层,而我们地方党史,多数只设章、节、目。纵向之间是领属关系,横向之间是并列关系。目以下一般不要分点,纲目标题要克服命题过长、概念不清、内涵模糊、归类失当、冠不盖文、角度变化、辞义相反等毛病,并体现出党史特点、地方特色、时代特征。二是用语要准确。在心理学上,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党史是通过文字表述的,语言文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读者的第一印象。一部好的史书,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是把历史事实用规范的语言叙述准确,正如古人所说,史之称美者,以叙为先。三是叙事要简要。做到简洁而不含混,严谨而不马虎,概括而不抽象,具体而不繁琐,通俗而不浅陋,就是“文约而事丰”。四是文笔要生动。大凡大手笔的史书,均有正气流注其间,读起来让人心胸开阔。要在“可信、可取、可读”上下功夫。“文如看山不喜平”,党史书也要有波澜起伏,不能老是平铺直叙,关键的地方要有提神之笔。五是称谓要科学。必须用第三人称,一律直书其名,名称要保持原样,表述不能都“现代化”。六是表述要规范。不能用口语或白话,不宜用夸张、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数字表述要按国家语委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必须要有注释,一律采取页下注。

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

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历史的智慧和启迪

         

陈 恒 明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我们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中,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坚持十六大提出的基本经验,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我们党是一个认真总结经验的党,是一个借鉴历史经验来建设自己的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更需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历史的智慧和启迪。

   一、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古人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培根也说历史使人明智。这就是说历史能告诉我们在时空坐标中借鉴历史经验,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不可能做。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那就是每当历史发展到重要时刻,就能够全面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吸取经验教训,促进党的事业发展和前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连续遭受挫折之后,我们党在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上,就认真地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逐步解决了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中,全党掀起了学习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高潮,最终形成了第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党内的思想,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此使我们党进入了精神面貌意气风发、革命指导挥洒自如、战争实践无往不胜的历史新阶段。

建国以来,我们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走了较长的弯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错误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中吸取了经验和智慧,既坚持了党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又纠正了“左”的思想路线,逐步统一了党内外的思想,推动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凝聚了人心,解放了思想,从此,我们的党才逐渐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国家才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和国家在面临着许多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的同时,又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艰巨课题。就在这种情况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研究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我们党55年来的执政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这几段历史充分说明,无论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探索,还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完善,无论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还是党的自身建设的发展,都与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经验密不可分。纵观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从一定意义上讲,研究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关乎我党事业的兴衰成败。

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是时代赋予的课题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然而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我们面临着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一是国际局势动荡,和平与发展矛盾凸现。当前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各种力量进一步分化,单极与多极的斗争十分激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发展,制止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局部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明显上升;世界经济总体上保持增长态势,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步伐不断加快,但结构性隐患依然存在,金融风险加大;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

二是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当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正处于向人均3000美元的重要台阶攀登。根据以往的国际经验,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关键时期。同时,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多样化,各种矛盾比较突出,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经济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深化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明显加深。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三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其他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失去,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苏联共产党是有88年历史的党,从1917年开始执政,到1991年丧失政权的70多年里,使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主要是苏共在先进性、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上的僵化,导致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最终亡党亡国。还有印度人民党执政8年来,使印度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6%2003年达到8.2%,执政成绩显著。但人民党在20045月议会选举中,出乎意料地惨败,结果发人深省。究其原因,虽然执政成绩突出,经济发展迅速,但80%以上的群众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得到实惠,社会贫富差距太大,是造成印度人民党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还有执政70多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因腐败问题下台,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的落败,为我们亮起了一个个警示灯。

四是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够完善;党员、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执政意识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比较薄弱;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党内一些年轻干部,对党的历史不甚了解,缺乏党性党风和党内生活的严格锻炼,对党的历史经验理解不深,从党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不够,很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重走过去的弯路。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党就迫切需要来自历史的智慧和启迪,来解决前进道路上的诸多问题,这是时代赋予的新的课题。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只有善于科学总结经验、注重认真学习经验,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好、发展好。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也是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进的。善于总结和学习经验,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

因此,我们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用党的历史教育人、启迪人、警示人,让广大党员特别是年轻干部深刻了解我们党走过的艰难历程,汲取党的丰富经验,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开展反腐倡廉等方面的警示教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永不变色;用党的光辉历史教育广大青少年,让他们懂得历史,懂得党史,懂得国情,知道中国真正应该走什么路,成为凝聚人心的纽带,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成为“四有”新人。否则像苏联一样,后继无人,毁于一旦。

   三、总结历史经验,要做到五个坚持

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它深刻地表明党对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的清醒认识,体现了党对担当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反映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治国理政、推进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的重要战略部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何做好历史经验的总结,我认为要做到五个坚持:

一是必须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要做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一个反复的、比较的过程,既有实践中直接经验的积累,又有站在一定时代高度对历史的回望,是反复比较、不断深化认识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用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作指导,充分利用社会进步提供的新的认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新条件、新方法,对历史进行不断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历史的深层本质,把握历史的时代内涵,总结出富有时代气息的历史经验,形成正确的理论观点。比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不断总结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是理论升华的结晶。反过来,用科学发展观作指导,回顾党执政的历史,看过去发展中的问题和经验教训,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总结出的经验会更丰富,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就会更深刻。就能做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

二是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实事求是地要坚持为民立言、为党立言。历史不是虚构的,它是我们实践过程的真实反映,由于一切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有些历史的本来面貌被淹没在许许多多表象的背后,因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责任心,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地研究分析各类复杂的经济社会课题,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提出妥善处理和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的对策建设,真正为党和人民立好言。

三是必须坚持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增强分析判断能力。科学分析和判断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把握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努力从推动我国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设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要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质,增强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不光是要研究共产党的历史,连国民党的历史都要研究,世界各国执政党的历史都要研究,而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这样,我们党才会在风云变幻的各种环境下,增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保持执政地位的稳固。

四是必须坚持把总结历史经验与理论创新相结合,推动理论创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事物规律就是新陈代谢。因此我们在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的结合上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探求历史的智慧和启示,为各级党委应对复杂局势和复杂问题提供借鉴;要把总结经验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通过总结经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理论的掌握,推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的不断深入;要把总结经验与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运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创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要把总结历史经验与总结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经验加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理论概括,形成科学的理论,推动理论创新,用以指导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五是必须坚持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与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要求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原理。它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观点。它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才能把握贯穿在科学发展观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其精神实质,从根本上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 

                

筑基础 抓环节 强队伍

不断提升《丹阳年鉴》的综合质量

 

丹阳市史志办公室

张建中

 

《丹阳年鉴》是丹阳市政府主办,丹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主审,丹阳市史志办承编的综合性地方年鉴。自1999年开编以来,每年不间断连续出版,至2008年,已出版10卷,累计发行1.48万册。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质量原则,狠抓基础工作,严格编校审印各个环节,强化作者和编辑队伍建设,使《丹阳年鉴》的综合质量稳步上升,获得了中国年鉴奖提名奖、中国首届地方志年鉴特等奖、第三届全国年鉴奖框架设计一等奖和综合二等奖、全国年鉴编校质量一等奖、江苏省地方志系统第四次优秀成果一等奖等殊荣,《丹阳年鉴》在周边地区乃至及全省享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

近年来《丹阳年鉴》质量不断提升,我们主要是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筑牢年鉴运作基础,营造年鉴编纂环境。

⒈坚持年鉴政府主办原则,为编纂质量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丹阳年鉴》开编之初,市四套班子就非常关心支持。市委、市政府发文成立由市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各部门主要领导组成的编纂委员会,成立以史志办为主要力量的《丹阳年鉴》编辑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主审,十年来,尽管主要领导几易其人,但主要领导主审制度始终没有改变。在征编、发行等重要环节,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坚持逐年发文,明确职责任务,2008年起,还将年鉴编纂工作纳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百分考核。为《丹阳年鉴》的编纂发行、发展提高提供推动力。

⒉坚持年鉴编纂基本经费保障到位。《丹阳年鉴》从开编之初,其运作经费就有较好的基本保障。1999年初创之始,丹阳市书记市长联席会议上就以会议纪要形式确定,市财政每年定额划拨年鉴专项经费14万元,编辑部人员工资福利由市财政全额承担,为年鉴连续出版奠定了必要的经费保障。

⒊坚持完善年鉴编纂工作组织队伍。《丹阳年鉴》除有史志办人员组成的专职编辑部外,在各乡镇、部门、单位都设有分管领导,负责单位与编辑部之间年鉴工作的协调。各乡镇、部门、单位都配有一名年鉴兼职撰稿发行人。形成了从上到下、覆盖全市的年鉴工作组织网络。为《丹阳年鉴》提供了稳定的骨干队伍保障。《丹阳年鉴》的文稿、彩页图片拍摄,均由我办专职人员完成,既锻炼了队伍,又为年鉴质量打下了可靠基础。

二、把握年鉴编纂各环节,确保年鉴的整体质量。

年鉴从组稿到出版有许多环节,每个环节的质量都影响年鉴的整体质量。我们在年鉴工作的每个细节上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把住年鉴方案、组稿、编辑、校对、审稿、印刷等环节,从细微之处入手保证年鉴整体质量。

⒈以方案策划为基础。年鉴尽管年年编,但不能落入俗套。我们十分注意年鉴的方案和框架结构。编辑部每年都根据变化了的地方形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年底超前拿出下年度年鉴方案和框架结构,集中力量资料征集和条目优选,在特载中突出地方特色和年度特色。经过几上几下的讨论,形成最终方案后由市政府办公室发文。并在编纂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作出微调,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⒉以紧扣组稿为重点。组稿是年鉴的重要一环,是年鉴编辑的基础,也是贯彻年鉴方案和编辑意图的重要抓手。组稿到位,年鉴即成功一半。我们通过多种方法突出抓好基层单位组稿。第一,让作者了解年鉴、进入角色,避免稿件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虚以应付。由于人员流动变化,年鉴撰稿人每年都有不少“新手”,即便过去给年鉴写过稿的,也还存在或者长篇大论,或者要素不全等等问题,给编辑工作带来困难。我们在年鉴编纂方案确定后,分条口、分片区召开撰稿人会议,通过以会代训,就新一年年鉴的总体设想、条目撰写的要求和基本知识进行辅导,然后接受大家的业务咨询,并初步商定稿件内容。这样使撰稿人在组织素材、起笔撰写时都心中有谱,避免无效劳动。第二,给初写者提供条目“范文",促其撰写规范,避免初稿中要素不全或叙述不完整。组稿前,我们在以往的年鉴中和兄弟县市出版的质量较高的年鉴中选取“范文”,印发给撰稿人以供借鉴,同时辅以必要的提示,帮助把握条目要素和撰写的基本要求,使来稿质量有了较大提高。第三,对“重点部门或单位”重点组稿。对一年中工作头绪多、撰稿任务重、内容交叉重复的部门或单位,有关编辑上门与其领导和撰稿人商讨,使其较好地把握要点及方法。

⒊以较真编修为保证。编辑环节就是年鉴质量的把关过程,也是花时间、功夫最多的一环,《丹阳年鉴》每年编辑时间长达四五个月。基层作者提供的稿件,大大小小的毛病普遍存在,从标题到结构,从体裁到内容,从逻辑到次序,从遣词造句到语序语法,从计量单位到标点符号都难免存在瑕疵。编辑不仅仅是修改错误,有的则要打乱结构、改变体裁、重拟标题,有的甚至推翻重写。我们按照编辑初编、分工主编再编、执行主编复编、主编统稿的程序,从体制上层层把关,并对编辑差错实行责任追究。

⒋以全面校对压差错。《丹阳年鉴》实行“三校”制度,但因为责任到人,实际工作中编辑往往是五六次地校对,少量的篇幅甚至更多,生怕放过差错。在自校、他校的基础上,我们还实行交叉捉错,把差错降到最底限度。实践证明,这种校对制度和方法简单有效。

⒌以严格审稿把好关。《丹阳年鉴》在完成初稿后,先将初稿返回原单位和作者,由作者审稿,将反馈意见有选择地采纳,进一步减少差错。整理后分别送主审、两办、出版社审稿,最后综合定稿。另外,在年鉴发行后还注意信息反馈,收集社会对年鉴的评价意见。

三、加强编辑队伍建设,提高编辑人员素质。

《丹阳年鉴》除编辑部专业编辑外,在社会上有一支100多人的编撰队伍,它是《丹阳年鉴》生存、发展、提高的基础和保证,我们采取多种方式提高这支队伍的专业能力。一是以会代训,培训编辑人员。每年组织一次编辑部和作者的培训活动,总结上年度存在问题,指出年度要点和注意事项,培训年鉴业务,并提出指导意见。二是利用参加研讨会、学术交流会机会学习提高。每年的年鉴研讨会我们都派员参加,有时也邀请基层作者参加。三是年鉴启动后,分片分小组对基层撰稿人进行指导。近年来,我们为编辑部添置了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字词规范、年鉴实用资料等工具书和专业书,编辑人员人手一册,促使自学和使用。编辑部还按阶段进行评稿和讲稿,启示要点,统一规范。

在注重年鉴内存质量的同时,我们还对年鉴装帧、封面、彩页、开本等外在形式进行规范,初步形成了《丹阳年鉴》的独特风格。为适应时代需要,《丹阳年鉴》制作了三期电子光盘。

浅谈年鉴信息化与年鉴创新

京口区史志档案办公室   殷红

 

年鉴信息化是一个大概念,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年鉴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更不能等同于电子书和网络出版。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是信息资源的科学开发、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年鉴信息化,与年鉴创新息息相关。年鉴是信息资源的载体,其功能是服务社会,其创新和发展也必需紧贴这一主题以各种表现形式和功能形式加以展开。年鉴创新主要包括内容体例的创新、出版形式的创新和经营模式的创新三个方面。

就新形势下如何以改革创新推进年鉴信息化进程,结合平时工作实际,浅谈以下几点认识。

一、坚持改革创新,为年鉴信息化增添发展动力

年鉴信息化是一项事关年鉴事业发展大局的战略举措,具有涉及面广、渗透力强、作用力持久的特点。改革和创新是加快年鉴信息化的重要动力。在推进年鉴信息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年鉴的行业特点,着眼于国际信息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国推进信息化建设的新要求,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勇于突破,敢于创新,努力推动年鉴信息化。

目前我国每年出版数以千计的年鉴,已形成一种新的信息服务产业,为把这种方兴未艾的新产业推向信息化时代,年鉴事业要不断深化改革,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法的框框中解脱出来,建立起立足于信息化的新思维,产生适应信息化的新决策、新方法。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进一步整合社会年鉴资源,加快形成符合信息化运行规律的管理创新机制,技术创新机制、投融资机制、分配激励机制,以及人才培育体系机制和中介服务体系。

二、坚持政企结合,努力营造良好的信息化发展环境

各级政府应深刻认识年鉴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坚定不移地把年鉴工作纳入社会信息化工作的全盘,作为一项长远的、全局性的战略任务,全面规划,分步推进,着力抓好,抓出成效。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认真抓好信息化工作的部署安排,提出长远性、全局性的措施和建议,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信息化建设。要积极利用信息化的手段提高行政效率,转变政府行政职能,着眼于人民群众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以信息化带动年鉴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根据年鉴信息化发展的需要,努力建设规范、有序的管理环境,形成宽松、优良的政策环境,保证信息化的健康发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支持政策指导下的多元投入,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年鉴信息产业,加强国内外年鉴信息化的合作和交流,促进年鉴事业的发展。

三、加强人才培养,为年鉴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社会经济知识化是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渠道和途径。知识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才经济,人才资本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人的创造性是知识产权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推进年鉴工作走向知识经济,应该以推进年鉴工作者知识化为先导和核心内容,把“科教兴国”战略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在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引进人才上加大力度,培养和造就一批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复合型年鉴人才和各类专门人才,建设一支既具有政治头脑又有广博知识,既具有经营意识又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的年鉴工作队伍。

四、促进基础建设,提高年鉴现代化管理水平 

高科技是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为年鉴信息的传播和利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加强年鉴信息化建设,是年鉴事业应对全球科技迅猛发展形势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年鉴信息化程度逐步提高,已有近百种年鉴积极探索,发行了全文数据库光盘。当前,信息传播业正面临深刻的革命,以数字压缩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的应用,使信息传播的范围、速度、效果发生了惊人的进步。年鉴信息贮存和处理的数字化、收集与传递的网络化,也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办公自动化的快速发展,政府上网工程的实施,电子文件的产生和归档,信息共享与信息安全等问题,使我国年鉴管理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和紧迫。信息化要求年鉴工作者要以积极的态度来掌握现代化技术手段,学习运用计算机、光盘和互联网等当代先进的科学知识与科技手段,借鉴外地、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加快年鉴工作融入信息社会的步伐,使年鉴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五、实施产业经营,推进年鉴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年鉴是“官书”,年鉴工作的目的就是资政,而没有从信息产业的高度去看待它的社会服务功能。年鉴的编撰工作,大多靠行政拨款,靠“皇粮”补贴出版,并通过行政手段发行,真正适应市场运营的为数无几。现在,迎接信息化的挑战,我们必须克服原有的体制障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建立相应的经营管理机制,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强开放意识、服务意识、市场意识、质量意识、效益意识和竞争意识,按知识、信息产业化的思路,去生产、经营、管理年鉴信息产品,推进年鉴工作的大发展。

 

从资料收集谈年鉴条目质量

姚丽华

信息时代,互联网上可以查询到大多数年鉴的官方网站。而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人们在接触到年鉴的第一时间里,首先注意到的是其网站的设计如何或是书籍的外观情况。作为一名年轻编辑,我也经过了这样一个从外观到实质的角色转换过程。条目质量是年鉴的生命,一本年鉴编得怎样,真正要注重的,并非越来越新颖的装帧或别具一格的艺术设计,而是在于年鉴的内核——每一个条目所呈现出的不同内容和表现方式。年鉴质量的好坏,条目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选题立意、资料取舍、主次顺序、用墨详略都会让同一份稿件在不同的编撰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2006年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年鉴是这样定义的: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从事年鉴工作三年整,我对年鉴条目的编撰由陌生到熟悉,更从经验教训中提取出了一些小技巧和方法,也越来越意识到年鉴的资料性贯穿了整个编辑过程,是年鉴条目质量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很多时候,条目是否充实,往往取决于资料收集的充分程度。资料的收集能让条目的内容变得更充实,能立体展示条目所反映的内容。比如《镇江年鉴(2009)》《人事·劳动·社会保障》中有这样一个条目:

【开通医保费银行代收业务】 2008年,为拓宽缴费渠道,方便参保单位和个人办理缴费,市医疗保险中心与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合作开通医保费代收业务。6月起,在市区6个中国银行网点开通统账医保单位缴费业务,缴费流程、发票与医保事务大厅柜面一致。126日起,在市区13家工商银行网点开通统账医保个人医保费代收业务,凡2008年已享受60%缴费基数照顾政策的统账医保个人参保人员,可持医保卡就近办理缴费。

该条目资料数据翔实,符合年鉴体例。作为年鉴条目,应以资料性为重,如果能提供有关银行网点更详细的情况,那就更加强了实用性好了。经与撰稿人联系,获得以上6个中国银行网点和13家工商银行网点的名称和详细地址,充实了条目内容,也作为史实资料保存。

此外,除了条目本身内容的充实,其他富有表现力的内容形式也对条目所反映的情况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比如《镇江年鉴(2007)》交通·邮政中【举办茅以升纪念邮票首发式活动】,该活动的时间、地点、承办单位、参加人员以及具体发行的邮品情况在条目中都有记载。撰稿人随文选用了一张该邮票的照片,图质清晰、图意明确,可谓图文并茂,很好地体现了年鉴的资料性、存史性,也将条目主旨表现得相当立体生动。

而资料的收集也能与条目所反映的内容相互印证对照,作为参照物来对年鉴的数据、内容进行进一步的锤炼与核实。大事记、镇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资料涵盖全年的要事、特事,有各行各业的详细数据,如果选取其中与相关类目中的条目内容仔细阅读比对,对补充条目内容、发现遗漏情况很有帮助。尤其是工业企业中的某些关键数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多时候统计口径不一,一般都要与当年的统计部门数据核对,以较为权威的数据为准。而大事记是记述一年内的重大事情、活动的史实资料。以大事记为参考对象,注意类目中某行业、某单位的动态,也能起到核对印证的作用。

而年鉴资料从何处获取,有怎样的方法途径,这就需要在生活工作中做个有心人。收集什么,怎样收集,这是年鉴编辑需要“讲究”的事情。

首先,政府渠道是年鉴组稿的最主要来源。每年年鉴启动都会召开特约编辑组稿会,随后每个条口召开相应的组稿会议。作为年鉴的责任编辑,除了编撰文稿之外,还要学会如何与组稿单位沟通交流、组稿约稿。对得来的稿件进行查看,如果有要素缺少或撰写混淆的情况,如稿件时限不分、缺少作者署名、单位名称不全等,则需要与组稿单位及时联系,补充并规范稿件内容。

被动接纳资料对年鉴的资料收集来说是不够的,作为年鉴责任编辑,还应该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方式去约稿、组稿。工业类目由于这些年来行业的巨大变化,组稿难度大、单位分散,有的没有主管部门,很难得到符合年鉴要求的材料。这就要求我们对其特殊处理,主动发放通知,要求其入载。有些企业对年鉴工作并不了解,除了参看往年年鉴,还可设计专门针对工业企业的撰稿要求表格,说明年鉴的性质和要求。特别提出工业企业必须收录的要素有:该单位人员、规模、机构等基本情况,销售收入、利润、资产总额、缴纳税金以及与上年增长(减少)的百分比等。照此方法,年鉴的工业企业组稿有了起色,比如太白集团、中电电气等具有一定知名度却难以用行政渠道获得稿件的单位,先后在年鉴上“亮相”。尤其是天工集团这样的辖市企业,借助网络、邮件等工具,稿件能够快速到达并交流。

其次,从其他类目的互校中也会发现资料。《镇江年鉴(2008)》《综合经济管理》组稿中,有【辉煌硅能源项目取得进展】【镇江佳扬系泊链有限公司“船用锚链、系泊链”项目开工建设】等七个条目。这几项工作虽被发改委批准,但究其实质和主体,经编辑讨论后以放入工业中为宜。再比如在编辑互校中,《镇江年鉴(2009)》体育中有这样一个条目【张秀英获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之星称号】。符合年鉴人物简介收录标准第5条:“国家级及省级“十佳”类、镇江市人民奖章获得者等体现时代精神的荣誉获得者”,应当入载。通过编辑之间的互校,能发现一些没有被注意到的角落,从而补充人物条目的内容。

再次,媒体的信息量是巨大的,也是最直接的获取信息、资料的平台。电视、报纸、网络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这些资讯对获取年鉴资料十分有益。媒体中的资料收集不是一时的,也不是立刻能使用的,很多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能发现那些资料的用处。但这些资料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要做到“厚积薄发”。网络资源可算是获取资料的一个快速、有效途径。《镇江年鉴(2008)》人物中,镇江名人陈竺的资料很难从一般途径获得,有的渠道则需要较长的时间,难以配合年鉴的进度。而他的各种资料,包括照片、职务、出生年月、学历、工作履历等在网上一搜即得,为编撰和照排印刷节约了宝贵时间。此外,在纸质媒体中,有一种平时不太留意的信息来源——《政府信息》等资料。在《镇江年鉴(2009)》《工业》中,【产业集群发展态势良好】【规模企业培育成效显著】这两个条目就采用了政府信息中的内容,数据准确、内容详细,且能反映2008年市工业发展总体情况。更难得的是,这两条信息完全符合年鉴的各项体例要求,入载编辑时几乎没有改动,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多渠道收集的资料对于条目质量的提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也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收集的资料必须与条目内容密切相关,要能反映条目主旨,有实际的效用。比如条目中出现了“八个推进”“四个抓手”“五个文明”这样的字句,按照年鉴加注的要求似乎应当与作者沟通,逐条解释以上具体所指内容。但这样的字句大多是工作总结中的写法,以总体概括来体现当年工作情况,一般或很少涉及到具体数据和具体工作,不能体现年鉴的资料性,以删去不用为佳。

二、媒体资料的获得是便捷而又快速的,但又是最难甄别的资料。新闻报道的性质决定了其有一定的宣传性质,甚至有些就是无端地夸大事实。尤其是在网上搜索资料,需要特别注意。如今众多网站水平良莠不齐,网站信息具有一定的虚假成分,新闻报道真假难辨。而人物的资料,则必须要在权威、官方的网站上寻找。否则,得来的资料,就没有强有力的依据,更会失去年鉴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三、资料的收集也要有详略和选择,要配合年鉴条目的已有内容以及其他相关条目的情况来决定使用哪些资料和资料的哪些部分。否则,就会造成年鉴整个条目前言不搭后语、主次不明、结构混乱或者是不知所云。好的使用资料的情况,应该是选来的资料在经过编辑后,与年鉴条目其他内容浑然一体,是对原有条目内容的补充,有时更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条目增色,为年鉴添彩。

文章的最后,套用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同样故事的儿童书,不同的出版商做出了不同的厚度。有的一天就可以看完,有的却要很长时间才能阅读完。童书也有了“注水猪肉”,缺斤少量,没了原本的细节和戏剧性。而年鉴也应以此为鉴,少些空话套话,丰富其资料性、完善其整体性、确凿其真实性。最微小的资料也有用武之地,最简短的赘语也会破坏年鉴的品质。“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做人如是,做年鉴也应如是。

 

《镇江年鉴》建设编校规范点滴

杨正宏

编辑出版年鉴工作少不了编校这一环节,而编校工作少不了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包括文字、数字、标点符号、量和单位等一系列出版标准与规范。据此,新闻出版总署还转发了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制定的《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最近,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和《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中国版协发布了经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审阅的《图书校对工作基本规程》。可以说,现在年鉴编校有本有据。同时也应该看到,与其他图书编校相比,年鉴编校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正确掌握国家出版标准与规范的精神实质,使之与年鉴的性质、体例及其编校特点紧密结合,在“大规范”下建成年鉴的“小规范”,这是建设年鉴编校规范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各家年鉴都比较重视编校制度建设,《镇江年鉴》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点滴尝试。现将《镇江年鉴》在执行国家出版标准与规范的过程中处理难点问题和形成自身编校特点的做法,提出来与年鉴界同人共同探讨,以期互相交流,共同提高。

一、对国家出版标准与规范中语焉不详的规定,而年鉴编校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镇江年鉴》依据出版标准与规范的基本原则,对其加以言之成理、行之有据的补充、明确,并做到全书统一。

1.关于并列关系的引号或书名号之间的顿号问题。对并列关系的引号或书名号连用,中间是否使用顿号,出版标准与规范至今未做出明确规定,图书报刊上也是两种用法并存。还有的图书报刊比较随便,同一部书、同一篇文章、同一份报纸中用法也不统一。《镇江年鉴》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一是参考专家、学者的意见,作为理论依据,如叶圣陶《语文教学通讯》(1981年第8期第62页),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于根元《实用语法修辞》(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专业基础知识》(崇文书局,2003年)等。二是采集现行用法示例,作为执行依据,如《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吴组缃《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第4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月印行的初中《语文》第一册第143页、200112月印行的高中《语文》第四册第78页、20026月印行的小学《语文》第五册第79页,《现代汉语词典》“四书”词条释义,《咬文嚼字》杂志行文时的用法等。上列论著、教材、工具书、杂志都赞成在处理这种情况时不用顿号。《镇江年鉴》通过综合分析认为,并列关系的引号或书名号连用时中间不用顿号,方便美观,这正契合年鉴行文简洁的工具书特点;同时,这一用法已为社会广泛认可,反映了书面语言由繁趋简的发展规律。据此,《镇江年鉴》规定:只要不产生歧义,并列关系的引号或书名号连用时中间不用顿号,并要求做到全书统一。

2.关于序数词的数字用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4.1.2规定,“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笔者理解,所谓“语素”,是语音语义的最小结合体,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十这十个序数词中,“一”至“十”正是不可再分的音义合成的最小单位,在这十个序数词中分别充当一个语素,或谓充当一个构词成分。所以,根据4.1.2“……作为语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序数词“一”至“十”必须使用汉字。另外,7.2规定,“整数一至十,如果不是出现在具有统计意义的一组数字中,可以用汉字”。这也可以理解为序数词数字一至十可以使用汉字的又一依据。而十一以上的序数词中的数字都是由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合成词,在序数词中充当构词成分,并在大部分情况下分别与前缀词“第”构成序数词组。从这一点来看,它们并不受4.1.2规定的约束。而十一以上的序数词数字如何使用,《规定》中并没有明确的条文。《镇江年鉴》翻阅图书报刊,收集了大量的应用实例。通过综合分析,《镇江年鉴》认为,十一以上的序数词数字使用阿拉伯数字显得行文简明、排版方便,比较得体,故应该优先选用阿拉伯数字。据此,对照4.1.2规定,并按照数字用法的优先原则和局部体例统一原则,《镇江年鉴》对序数词的数字用法做出如下规定:十以内的序数词数字一般用汉字数字表示,即“第一、第二……第十”;11以上的序数词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第16位”“第168届”;同时要照顾到上下文,做到上下文一组数字局部体例上的统一。

3.关于表示相关地点起止的连接号的形式。《标点符号用法》4133规定:表示相关地点的起止,中间用两字线连接号“——”连接(如“北京——上海”直达快车)。《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第三十八条(修订后为第三十六条)(二)规定:连接相关地点的连接号用“—”连接(如北京—上海特快列车)。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规定,《镇江年鉴》通过分析择善而从,认为用一字线做连接号,有助于将其与破折号区别开来,并且节省空间,故而规定:表示相关地点的起止,全书统一用一字线“—”作为连接号。

二、对国家出版标准与规范中的某些规定,《镇江年鉴》遵从社会使用习惯,结合年鉴行文特点,做谨慎的微调或适当的规避。

1.关于日月简称词组的数字用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523规定:含有日月简称表示事件、节日和其他意义的词组中的数字要求使用汉字。但现实情况是,社会上包括权威的党报党刊在这一点上却大反其道而行之,都广泛流行使用阿拉伯数字,特别是新出现的一些日月简称词组,几乎是清一色地使用阿拉伯数字,如“3·15”消费者权益日、“5·31”重要讲话、“6·22”空难、“9·11”事件等,俯拾皆是。《镇江年鉴》分析这种现象认为,这一强大的趋势说明了日月简称词组使用汉字的规定正在受到冲击,现行社会上流行的的该数字用法正朝着表义简洁明了的方向发展,并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趋势,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这是语言发展规律的体现,不是标准与规范所能左右的。年鉴作为工具书,行文理应简洁明了。据此,《镇江年鉴》规定:对新出现的日月简称词组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并应注意局部体例的一致。值得注意的动向是:200561日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发布的《图书编较质量差错认定细则(修订)》第三十七条(二),使用了“‘3·15’消费者日”这样的例句。这说明虽然日月简称词组数字用法的有关规定原则上没有变化,但已经有所松动,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社会大众的使用倾向,即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倾向。

2.关于小数位数和数字分节的处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832明确:多位整数的数值一般以“万”“亿”为单位。《镇江年鉴》在执行中考虑到,年鉴读者对有些数据的精确程度要求高,如人口数、财政金融数等。所以《镇江年鉴》规定:部分数值可以精确到个位。例如,对“全镇总人口31014人,其中男15358人,女15656人”“全市高中在校生30709人,中专在校生26049人”中的数字,在编辑时没有简单地处理为“310万人”“154万人”“157万人”“307万人”和“260万人”等以“万”为单位的数字,而是保留其原貌。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要求,在行文中要对多位整数和小数的阿拉伯数字进行分节。我们在执行中发现,一是容易遗漏,二是数字中间加上空格后转行时会断开——结果是产生了新的差错。鉴于此,我们避开这一规定,转而执行《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非科技出版物也可不分节”的规定,把年鉴作为非科技类图书,数字不分节。

三、关注国家标准与规范及社会使用语言发展变化的情况,不断实践、适时完善《镇江年鉴》编校规范。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社会发展加快,语言文字特别是词汇的变化也随之加快,几乎到了日新月异的地步。据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统计,当代汉语每年要增加千余个新词语,平均一天三个。为了适应这种发展变化,近十多年中,国家有关出版标准与规范进行了“升级”,《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权威工具书也几经“刷新”,以期与时俱进,及时反映语言的发展变化。作为年鉴编校规范,适应社会发展及其语言发展的现状,及时吸收社会语言养分,规范年鉴的表达形式,也是建设年鉴编校规范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1.关注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将与之有关的新的语言表达形式在年鉴编校规范中及时体现。《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公布后,《镇江年鉴》明确规定:使用表中的推荐词形作为首选词。200111日施行的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发文号中表示年份的括号从 [ ]改为〔 〕,《镇江年鉴》及时规定,发文号的年份括号全部使用〔 〕形式。2003年,全国上下抗击非典型肺炎,成为当年的一大事件,2004版年鉴中必然会重点反映。对于涉及非典型肺炎的相关名词的简称如何表达,这需要统一。为此,《镇江年鉴》专门规定了“非典”“抗非”“防非”等表达形式,使全书统一。随着区域经济兴起,一些新名词高频率地出现,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镇江年鉴》为此规定了“长三角”“珠三角”等简称表达形式。

2.关注地方情况变化,适时修订年鉴编校规范。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镇江辖县全部撤县设市(区),原规范中“县(市)区”的名称已经过时。《镇江年鉴》依据当地政府有关文件,将该名称修订为“辖市、区”;同时,将原丹阳市、丹徒县、句容市、扬中市、京口区、润州区的排列顺序,修订为丹阳市、句容市、扬中市、丹徒区、京口区、润州区,并要求年鉴行文包括表格的相关内容均按此顺序排列。

四、明确有效的年鉴编校质量保障制度。

为使年鉴编校规范落到实处,《镇江年鉴》在规范中明确有效的保障制度。

1.明确编校规范在整个年鉴编校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编校规范是年鉴撰稿、编稿、审稿、校稿、质量检查等一系列环节中判别正误的依据。

2.在编校规范中明确《镇江年鉴》在十多年的实践中形成的四审五校制度:撰稿单位一审、责任编辑二审、分工主编三审、主编四审,责任编辑一校、编辑交叉二校、编辑交叉三校、撰稿单位校、责任编辑五校

3.在编校制度中增加保障形式:将试行了几年的年鉴编校错活动作为制度纳入年鉴编校规范,并规定每本年鉴进行三轮错,使每部年鉴的实际编校次数从五次提高到八次,增加了保障编校质量的砝码。

年鉴文稿的交叉重复和处理

杨国祥

 

年鉴文稿如何合理处理交叉重复,是年鉴界理论探讨和编撰实践的重要话题之一。本文对此也谈一些浅见。

交叉就是事物之间的相互交错、相互渗透或同中见异;重复则是相同的内容反复出现,重复即是雷同。由于客观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普遍性,使反映众多事物的年鉴文稿不可避免地出现交叉重复,同时,年鉴框架结构的纵横交错,再加上“众手成鉴”,各编写人员总是从各自的角度撰写稿件,使交叉重复的矛质更为突出,这种矛盾的存在,还引起同一数据指标、事件内容等记述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年鉴整体质量的下降,削弱了年鉴的资料性和权威性。所以,要保证年鉴的编撰质量,这个矛盾必须处理好。一方面,文稿中完全重复的内容必须册除,使全书内容简洁明快;另一方面,要从年鉴的整体出发,妥善地处理交叉重复,使全书内容重点突出,记述全面。

交叉重复是年鉴编撰工作中的难点,但我们完成有条件解决这一问题。从认识上看,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绝对的但这些联系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充分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把握事物的特性及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处理的交叉重复就不难做到。从工作上看,要在把握宏现的前提下抓住事物重点,把处理交叉重复贯穿于整个年鉴编撰的全过程;增强读者意识,采用科学管理,抓紧各个处理环节,从制定方案到组稿,从编辑到审稿,从校对到编制目录、索引,环环紧扣,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处理,合理解决交叉重复问题还是能做到的从方法上看,一般来说,处理交叉重复常采用三种办法。一是“集中法”。对宜集中记述的内容,特别是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事物,从反映事物发展过程的整体面貌出发,集中在一起记述,其他各处一概不提;二是“侧重法”。同一事物由于其内部固有的独立性和联系性及其关系,需要在不同类目(分目)记述,可以分散各处,交叉记述,但要结合各目在事物中所处的范围、地位、工作特点、重点或业务范围、扮演的角色,各有侧重地记述。三是“详略法”。对不能集中记,非分散,以集中为主,特别是在处理“综述”、“概况”类综合性条目和与之有关的事件性条目之间的交叉重复时,可以进行详略不同的记述。

交叉重复情况各异,具体处理也灵活多样。

一、抓整体框架,处理交叉重复

年鉴经过多年实践,基本形成了以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相结合的框架结构。由于事物内部固有的联系性,反映到这种框架结构中就表现为,同样的事物会在不同结构层次(不同的类目、分目、条目)中多处出现,形成交叉重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制定框架结构时就应未雨绸缪,采取提前措施,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对框架的优化来处理交叉重复的过程中,采用集中法为多。一种情况是把重要的、全面性的事件集中起来,形成整体来记述,《镇江年鉴》(1999)专设的《抗洪抢险》类目设置就是采用这种办法,分设了“讯情险情”、“抗洪抢险”、“赈灾捐赠”等分目,集中反映1998年全市抗洪抢险整体情况,书中其他类目均不再记述。《镇江年鉴》(2000)《许杏虎、朱颖烈士专记》、《揭批邪教“法轮功”》等内容设置都是从优化框架的角度,采用集中法处理的另一种情况是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向,打破“条块”、行业、部门界限,把分属不同单位、但又属同一范畴的内容集中记述,以反映该事物的整体面貌。年鉴对处理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大主题时,可采用这种办法。这一主题所涉及的部门、单位十分多,如果分散处理这一主题时作过一些努力,比如设立了《市场建设》、《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社会保障》等类目(分目),但这些处理也只是从某几个局部反映改革情况,以至于其他改革的内容如农村改革、企业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依然散见于书中,留下交叉重复的隐患。设立《经济体制改革》类目,将上述有关改革内容和住房、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配套改革的内容集中记述,可以基本解决这一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同样,对有关如信息化建设、个体私营经济等反映社会发展趋向的内容,宜于集中记述,这样既有效解决交叉重复问题,又方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全貌。

二、抓重点结构,处理交叉重复。年鉴框架结构的特征是多体并用,分类分层记事,其中一部分结构所容纳的内容是对上年全面情况的介绍,称之为综合性结构。属于这类综合性结构的有《大事记》、《人物》、《综述》、《概况》等。由于内容上的特点,这类结构容易产生交叉重复。处理这类交叉重复过程中,要抓住结构类型特点,吃透事件过程,理清事物内容联系与区别的关系,摸准可能引起交叉重复的所在,使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

1、《大事记》。《大事记》为一鉴之“纬”,对一年中发生的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加以提要式的记载,与全书其他内容发生交叉,为体例所相容。处理这类交叉重复,可运用侧重法和详略法。在记述的角度和方法上,《大事记》要从全区域的角度记事始末,侧重于简明扼要,宜从略;有关条目要从事件本身的角度记述整体,侧重于全面实用,宜从详。使同一事物在两种结构不同的环境下有恰如其分的表现。

2、《人物》。《人物》与各类条目的交叉重复亦是重点处理内容之一。《人物》记一地佼佼者,虽标准严格,人数不多,但涉及各条战线、各行各业,与各类条目交叉重复在所难免,处理时宜采用侧重法。《人物》侧重人系事,记人为主,事中见人;条目侧重以事系人,重点记事,涉及于人。这样,虽都写人物,但侧重不同,避免了重复。

3、图表。图表作为条目的结构形式之一,在实际运用中,与条目文字也容易产生交叉,其至重复。根据具体情况,可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一些完全可以用图表代文的内容,可按集中法,代之以图表,使人一目了然。对于用图表载述而又须文字记述的内容,可按侧重法处理,从不同角度反映事物。例如对图表中列出的有关数字,条目文字可从比较的角度,用百分比、倍数等增减率表述。对于某些重要双繁长的图表,可按详略法处理,在文字叙述中对图表给予简要概括。

4、其他。《附录》与条目的交叉重复,可按详略法处理。《附录》详,条目略。“综述”、“概况”类综合性条目与各有关条目的交叉,亦可按详略法处理。综合性条目偏“略”,点到为止;记事条目重“详”,要全面记述。诸如此类,不一一详述。

三、抓住重点事物,处理交叉重复

此类交叉,是指记述综合性事物的有关类目之间的交叉,它之由事物内部各自的独立性和联系带来的。这类交叉,有的是各有关部门职能交叉带来的。有的是体制止“条、块”交叉形成的有的是事物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等等。处理这类交叉、重复,一方面,要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根据类目的主体要求,适当考虎特殊事特的特珠地位,找破部门隶属关系的界限,坚持事以类从,行业归口,另一方面,各类目要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详略恰当地记述。

1、“条”、“块”分割引起交叉重复的事物。从地域范围看,它作为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如所辖县区),在年鉴中它要反映地域范围的全面情况,而这些情况全布的部门(行业)往往又会反映,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条块”交叉。处理这类交叉,一般可采用集中法处理。至于集中到“条”,还是集中到“块”,这要根据所反映事物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来说,地域性强的应放在“块”,专业性强的应放在“条”。比如《镇江年鉴》中记载扬中市建成全国首家国土公园,考虑该条目地域特征强,扬中是全国首家生态示范区,所以将它放在《县(市)区》中集中记述。又如镇江市所辖县(市)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存,《县(市)区》和“文博事业”中都不约而同地记述了这一内容,由于该事件专业性强,市有关的专业部门直接主持了该项工作,所以定稿时集中在“文博事业”中反映。对一些特殊情况还需特特处理。比如某县出现一名在火车道口舍身救人的烈士,该县和交通部门都报送了有关条目,最后定稿时集中在《人物》删除其他地方的内容,仅留目参见。

2、职能交叉引起交叉重复的事物。部门(行业)职能交叉重复,青现在记载一个事件时,有关部门(行业)都记了,处理这类交叉时,可用侧重法。《镇江年鉴》(2000)在记录大型日本旅游团队来镇一事时,旅游部门和口岸部门都记了,形成交叉重量级复,经处理,两个部门分别记述与自己职能有关的内容,在“旅游”内容中专记团队人数,接待、服务、游览景点情况等,“口岸”内容专记检查监护,为游客办理出入境手续等,从而做到侧重记述;分工明确。较为典型的是科技事业与其他类目的交叉重复。由于科技工作者各行各类都有密切的联系,与有些部门工作性质也有交叉之处,所以科技类目与其他类目产生交叉是必然的其中又以科技成果的交叉为多。处理这种交叉可采用侧重法和详略法处理,“科学”类目侧重详记重大科技活动,科技成果,从宏观上全面概括科技事业发展的面貌,其他有关类目则重从名目的角度侧重从微观角度记述科学技术在名目生产中的运用,推广以及经济效益等,对记述重大成果、重大科技活动则可从略。

3、升格处理后引起交叉重复的事物。对本地具有特色的事物或是有代表事物发展方面的事物,在年鉴中经会升格处理上升为类目(分目),以突出年鉴的地方特色。但这样势必与其相应的类目产生交叉重复,例如,设《信息化建设》与《电话》、《科学》等产生交叉,设《体私营经济》,会与《工商行政管理》、《工业》、《外贸》等产生交叉,等等。此类交叉一般可按集中法处理,升格类目下集中记述升格的内容,例如信息化建设》集中了《科学》中的信息化建设管理,规划信息技术扩大应用,《电信》中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经营等以及其他类目中的有关信息化建设如信息产业的条目,形成了全面的整体内容,使读者能从整体把握一地信息化建设的全貌。其他类目均不涉及,或留目参见,以照顾读者的查阅习惯。

四、抓重点环节,处理交叉重复

处理年鉴交叉、重复,有它自身的特性,既宏观的又是具体的;既要有理论指导,又要有方法和经验;既是阶段性的又有全过程的,既要在内容上处理好,又要在表现形式上处理好,因此,处理交叉重复除了重点把握内容上的因素外,还需在工作上运用科学管理,加以保证,特别在以下几个工作环节中加以重视。

   1、制定方案环节。制定框架结构时,应充分征求编辑即各成员的及各有关方面的意见,把框架结构中可能会出现的交叉重复以及处理方法交由集体讨论,尽量把工作做在前头,《镇江年鉴》(2000)“许杏虎、朱颖烈士专记”、“揭批邪教‘法轮功’”、“信息化建设”等内容都是在如何处理交叉重复的讨论中形成的。

2、组稿环节。抓住组稿会和报条目选题的机会,一方面了解各单位条目内容,一方面对可能产生的交叉重复及时处理,使撰稿单位明确条目在处理交叉重复中的任务和应用方法,在撰稿中加以贯彻和实施,减少报稿中的交叉重复,减轻编辑工作中的处理量。

3、编辑环节。在组稿基本完成,进入编辑阶段初期时,可召开自编辑部全体成员处理交叉重复会商现场会。会前,由各责任编辑做好充分准备,即把本人所编稿件精览一遍,浏览时立足于全书框架,除了注意本人所编稿件之间的交叉重复处,重点列出可能与其他编辑发生的交叉重复,要注意那些具有两种以上属性,或分别隶属于两个以上部门的事物而形成的记述内容;注意一个材料可能与几个类目搭介的记述内容;注意区域性与部门、行业都有可能记述的内容,注意部门与行业职能交叉而产生的记述内容。会上,各责编一是提出本人所编稿件内部之间交叉重复的处理意见,由会议集思广益,提出修改完善的认定意见,二是提出与其他稿件可能发生交叉重复的议题,供会议逐个讨论会商,形成统一的处理意见,如果经过会商还确定不下的议题,可由主编班子现场决定实施意见。召开会商现场会,是处理好交叉重复的一种有效形式。它对责任编辑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它要求编者培养放眼全局,因事制宜,灵活机动正确处理,各种交叉重复的能力;要求各成员长期坚持积累年度资料,把握一地(包括所辖县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脉膊,全面了解地情;要求对各部门、行业的工作职能、任务、工作(生产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具备了这些条件,再加正确掌握处理交叉重复的各种方法,这样处理起来就能统揽全局,游刃有余。

4、校对环节。为减少自编自校产生的校对差错,年鉴校对在自编自校的基础上普遍采用交叉校对的方法,以提高校对质量,这也为处理交叉重复提供了契机。把处理交叉重复有机纳入校对工作中,可以使责编涉及的稿件范围相应扩大,为发现并处理交叉重复增加了机会。所以交叉校对的范围越大,处理交叉重复的范围越大。

5、编制目录、索引和“参见”环节。抓住全书主要检索手段的制作工作,消灭交叉重复的死角,也是重要的工作环节。一是目录,即通过目录文稿来发现交叉重复。目录主要由条目标题组成,条目标题又是经过农缩的信息,经过浏览全书目录,如果有交叉重复,目录内容总会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由编辑部各成员通览目录,能“过滤”出交叉重复的内容。二是索引文稿,即通过编制索引发现交叉重复。索引是通过挖掘条目信息,提取标引词,再按一定的顺序排列而成的它与条目标题所不同的是,目录以信息平面的、外在的、索引的信息是立体的、潜在的、它比目录信息要深、要广。索引通过排序以后,交叉重复的信息就会自然“浮现出水面”,从而给人们处理交叉重复提供“钥匙”。由于编制索引时,版面大局已定,故通过索引处理交叉重复只能是在不动版面的民政部下小修小补。因为清样以定,索引一成,木已成舟,故不宜支大手术了。所以,通过索引来处理交叉重复只能是核对事实、数字,或通过技术处理版式来处理交叉重复内容。三是“参见”。年鉴参见系统的建立,为处理交叉重复提供了有效的形式。一般来说,用侧重法和集中法来解决。涉及处理交叉重复时所用的“参见”分部分参见和完全参见两种。部分参见用于侧重法处理的交叉重复,部分参见即两个条目都有标题、有内容,如甲乙两单位共同参与了一项工作,其中由于各自职能不同而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故分两处各自记述,两个条目都城说明参见××页。两个条目通过部分“参见”,构成了一个整体而反映事物全貌。完全参见用于集中法处理的交叉重复。几个单位联合做一项工作时,往往以一个单位或称为“牵头单位”为主,处理时往往  在单位集中记,其他单位从略,只留标题,不留内容,并标明××页。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使读者查阅方便,设几个“入口”进入年鉴资料库。反之,认定内容的其他单位连标题也不留,全部删清,势必造成部分读者查找信息“走错了路”,摸不着门,无功而返,结果是削减了年鉴的使用功能。

总之,处理年鉴交叉重复没有固定的模式,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因事制宜,仔细斟酌,综合灵活动用处理方法,妥善解决交叉重复问题。

浅谈新时期史志宣传教育工作

 

 

市史志宣传教育工作,是市史志工作的有机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时期史志宣传教育工作,是市史志工作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史志存史、资政、育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在史志工作实践中,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彻落实到实处,史志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解放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边研究、边实践,创造性开展工作,用创新引领史志宣传教育工作各项任务,切实需要树立:两种意识,实现两项创新。

树立创新意识 实现方式创新

宣传党史、地方志是史志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史志研究成果宣传出去,才能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做好史志宣传教育工作,应当在坚持传统的方式基础上进行创新,变他们来,为我要去,采取多种有效方式,推动史志工作进学校、机关、社区、军营等,这样,才能拓宽史志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域,也才能增强史志工作的实效性。

一是进学校。抓好中小学的史志宣传教育工作,应当成为史志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与教育部门协作,在各中小学校中普遍开展“史志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史志宣传教育工作。一是在中、小学校升国旗、团队活动、主题班会、思想品德课、历史课堂中加入史志教育内容;二是通过清明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组织青少年到市烈士陵园等地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活动;三是组织史志专家为青少年推荐优秀史志书籍,与报社、电台联合举办史志知识竞赛和读书征文活动等;四是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奉献活动,在为新四军老战士、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提供志愿服务的同时,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五是举行专题史志宣传图片展,向学校赠送史志图书,增加学校图书中史志教育书目的比重,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使广大青少年学习历史、了解地情,进一步树立远大理想,培养爱祖国、爱家乡良好品质。

二是进机关。通过组织各级各单位史志知识竞赛,将史志书籍作为机关工作人员必读书籍,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员干部对党史、镇江发展史的理解和掌握,使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能够时刻用党的历史鼓舞和激励自己,时刻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切实达到以人为镜明得失、以史为鉴知兴替的目的。

三是进社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区职能更加广泛,社区更需要历史文化的渗透。通过组织“史志书籍进社区”、“史志宣传板报进社区”、“史志服务进社区”等活动,使广大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史志教育,从而不断增强党和政府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四是进党校利用党校这一主阵地,在党员干部轮训中开设史志课程,教育党员干部在形形色色的人生哲学、社会思潮面前,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提高党员干部为民执政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五是进军营。与驻镇部队联合建立史志教育基地,为广大青年军人提供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实践课堂。在“八一”建军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与驻镇部队加强联谊,一方面扩大史志工作影响,另一方面使广大军人保持革命光荣传统,进一步坚定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信念,增进军政军民情感。

六是进农村。农村是史志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个薄弱点。史志工作者要站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高度,从培养新型农民,建设新型农村,开展新型农业的角度,通过定期送史志书籍下乡,对农村党员干部群众进行史志知识、科技致富知识讲座,尽快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群众的知识水平和致富本领,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群众争做发家致富的带头人,进一步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村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树立改革意识 实现载体创新

让广大群众牢记党的光荣历史,了解镇江发展史,是市史志部门及其工作者神圣的职责。史志宣传教育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或几个良好的工作载体和平台。传统的史志宣传教育工作阵地,主要是通过创办史志书刊这一载体,以通俗性、大众化的特点,来宣传史志工作。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在办好史志书刊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探索、开辟新的宣传教育阵地。

一是开办史志网站。开辟史志网络新阵地,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史志工作的信息化、网络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史志、重视史志以及研究史志,扩大史志宣传教育的覆盖面。

二是开展部门间合作与有关单位联合开展活动,有意识地加入史志工作内容,丰富活动内涵;制作综合性展板,吸收部门、单位加入活动中,在广场、街道、社区、学校、公园等处进行巡回展览,扩大史志工作的影响。

三是开辟宣传讲坛。利用理论研讨会、史志报告会等载体,宣传史志工作及其典型,不断夯实史志宣传教育基础。

四是开发史志宣传教育基地。充分利用纪念馆、烈士陵园及革命遗址遗迹等史志宣传教育基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重温党的创建历程,学习革命传统。

五是用好革命纪念日。在革命传统纪念日,联合相关单位召开座谈会,发表纪念文章,播放革命史料影视片,宣传老革命、老英模、老领导,学习他们的崇高革命精神,激励全社会工作热情。

六是建立联系点。尝试设立史志工作联系点,增强工作的可操作性,通过点上的指导,总结形成经验,再实现面上推广,通过点面有机结合,真正收到点上开花、面上结果的效果。

对修志资料选用的一点认识

严志清

到地方志工作已有20年了,参加第二轮修志工作也2年多了,现将在编纂过程中对资料的选用谈点个人认识。

一、 对修志的认识

地方志是地情资料书,地方性、资料性是地方志的基本属性。资料是地方志编纂的基础,资料工作是贯穿于志书编纂过程始终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但是,仅仅一般性强调资料的重要性还不够,因为地方志不是一般的资料书。正如胡乔木同志所指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李铁映同志也指出:“地方志是我国地情、国情的重要载体”,“新编地方志是一种特殊体例的著述,是汇集我国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全面、系统、准确的国情书、地情书”。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准确的地情、国情载体,是严肃、科学的资料书,明确指出了地方志的重要地位与其在资料方面的极高要求。

地方志资料不但要全面、系统,还要真实、准确,选用得当,即全、真、准、当。对收到的大量资料,还须下一番鉴别考证的功夫,做到取精用宏,选材精当,才能编出高质量志书。志书才能成为史信,具有考证性、权威性。

编纂志书,编纂者并非具有了传统的政治条件(党员、干部)就能胜任志书的编纂工作,最重要的是具备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坚定的群众路线、观点和立场等。只有这样,才能目光犀利,见识不凡,从而高屋建瓴,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深刻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从中总结出事物固有的客观规律,以确保资料的科学性、深刻性,为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可靠的依据。其次,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因为志书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广泛,涉及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等。这就要求编纂者知识面要宽,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包括写作所必要的语法、逻辑、修辞等知识;方志学基础理论和方志编纂知识,熟悉各种文章的体裁和写作方法。要具有阅读的能力和搜集资料、整理资料、考辨资料的能力;具有对所得的资料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发展的观点,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能力等。

二、对修志资料的鉴别与考证

对志书编纂而言,未经鉴别考证与整理的资料,还处于“自然形态。这些资料,由于其来源不同,形成的时间、过程、目的,以及资料作者的局限,传抄、摘录、印刷的差错等,难逸有疏漏、隐讳、歪曲、失实的情况。只有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对照、比较、分析,发现矛盾,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让史料反映史实,从而反映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与本质真实。鉴别考证的内容,一是同一事项而有不同记载者;二是虽无不同记载而有疑义者。

资料的鉴别考证是一项艰巨而又严肃的工作,必须认真对待,力求严谨。要消除成见、偏见,尊重史实,力求客观。要抓主要问题,主要矛盾,不为细微末节所迷。不从个人兴趣出发,不钻“牛角尖,不让琐碎问题喧宾夺主。如重大事件,就要抓住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经过、结果、影响及有关主要人物。对经济类、重要企业,则要注意对影响生产力、生产关系变化的有关问题搞清楚。数据,则要把基本统计指标、或从实际出发对小数点以前或百位以前,千位以前的数据搞清楚,不必都精确到百分之零点几才罢休,不必每个数据都去考证清楚。

当发现资料之间有矛盾时,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取舍:

第一、图书报刊资料与档案资料矛盾,以档案资料为准。因为档案资料是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真实记录,反映的史实相对可靠。如果没有充分资料证明档案资料有误,则应以档案资料为准。

第二、内部资料与外部宣传资料发生矛盾时,以内部资料为准。内部资料包括会议记录、工作笔记、信函、内部通报、工作简报等,也多为第一手资料或根据一手资料形成的二手资料。外部宣传资料往往根据某些需要作了加工取舍,不一定完全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

第三、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较近的资料同距离事件发生时间、地点较远的资料有矛盾时,以较近者资料为准。时近易则核,地近易则真,是史料考证一般原则。

第四、亲历者提供的资料与旁听者资料有矛盾时,以亲历者资料为准。当然,这是指亲历者对事件的陈述,而非对自身表现及评价,同时还要考虑其与事件的利害关系。此外,对口碑资料,还须与相关书证资料互相印证。

第五、统计数据不一致时,以统计局正式公布的资料或主管部门、单位提供的资料为准。

对抄错、抄漏者,则须追踪溯源查证所据原资料。有歧义者,可借助其他旁证资料予以判断。

三、 对修志资料的整理编纂

对修志资料的整理。一是实物类资料,如照片、拓片、书画、录相带、录音带、光盘及其他有史料价值的实物。实物资料要登记造册、存档入柜,妥善保管。二是文字类,如资料卡片、资料复印件、口碑记录及成本的书籍、表册等。文字资料要分类、编目、立卷、装订。三是编纂资料长编。有人说:“以事为序的称汇编,以时为序的称长编,这种说法并不确切。资料汇编与资料长编两者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便于编纂志稿。汇编可按修志篇目分类编排,也可不按篇目编排,而资料长编一般都按篇目编排。汇编对资料的筛选较粗疏,长编对资料的筛选要精细。汇编只是对原始资料进行一般性汇集编排,长编则可进行摘录串编及其他形式的初步整理加工,如根据原始报表选择数据重新制作统计表等。

编纂资料长编便于熟悉资料内容,便于发现资料缺漏,便于鉴别考证,便于编写、审查志稿,便于保存资料,便于利用其资料开展服务等优点。

编纂资料长编之前,首先要修订、确定志书篇目,因为它也是资料长编的框架。其次是对资料检查、梳理、归类。对筛选的资料,要剔出无关的、孤立的、背景不明的、细微末节的资料。剔除的资料也应保管好,以备查验参考。编纂时,要摘录实质性的反映史事的资料,力避空泛。对零星的资料和数据,可以适当整理,也可加按语,对相关资料情况加以说明,或提出问题和疑问。

编纂资料长编一般根据志书编纂篇目,按篇、章、节、目,以时为序辑录资料,主要采用纂辑体,即以摘录原件段落为主。同类的数项零星资料则串编成文。图、表、可复印置于相关部分,分散的数据适当整理并注明所摘资料的来源、资料作者、原件名称、章节、页码及发布时间等内容。

编纂资料长编“宁失于繁,勿失于略。同一史事的直接资料、间接资料、主体资料、背景资料、典型资料、佐证资料等,凡反映事物始末变化、起伏兴衰、成败得失、因果影响的资料,无论其相互矛盾与否,均应入编,力求全面、系统,以利考证取舍。

四、 对修志资料的选用

修志资料选用应掌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宏观性、综合性资料,条、块、面、点相结合;二是在规定地域、时限和行业范围的资料;三是体现修志宗旨的资料;四是反映事物基本面貌的资料;五是体现地方、行业、时代特点的资料;六是反映事物本质、体现规律性和经验教训的资料;七是典型资料和重要细节资料;八是基本统计指标与可比性强的数据资料;九是反映新生事物和事物发展趋势的资料;十是对事物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活动的资料等。

宏观性、综合性、概括性资料,典型性、特色性资料,以及基本数据资料,是反映一个地方、一个行业、一个单位基本情况与主要特色的,因此是修志选用的主体资料。

在选用资料时应避免选用无代表性的资料、未经核实的资料、似是而非的资料、有消极因素的资料和应保密的资料。

总之,修志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证、选用是编好志书的基础性工作,是编出高质量志书的关键,是检验修志工作者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的一面镜子。

从镇江市解放初期的金融物价斗争看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

严杰姣

 

金融物价关系到国计民生,是经济领域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和政府一向十分重视金融物价问题。解放初期,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步骤和强有力的措施,领导人民战胜重重困难,在新中国诞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结束了国民党时期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建国以来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已经开始确立。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金融物价斗争的重要性和正确性,有了党的英明领导,创建伊始的新中国才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克服财政与经济上面临的巨大困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设中国、发展中国。

1949423,镇江解放,古城获得新生,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喜庆胜利。然而,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面对的经济形势却不容乐观,党和政府面临重重困难和严峻考验:从全国范围看,此时全国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之中,前方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国家财政状况相当吃紧;新解放地区,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形式搞破坏活动;旧中国留下来的是十分落后的经济,生产严重萎缩,商品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加剧,金融货币混乱,市场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国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从镇江来看,镇江虽然水陆交通畅便,且是国民党政府的江苏省会,但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消费城市。国民党时期长期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这也滋长了许多商人的投机心理,商界乃至一些生产行业普遍追逐暴利,大批资金纷纷转向金融投机,买空卖空的商家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当时,在镇江城内的牙行(一种本身没有什么资金,靠一杆秤一把算盘介绍交易,代客买卖收取佣金的行业)就涉及粮食等21个行业,达500余家。①许多商人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和特务造谣的欺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存在恐惧心理,不信任、不使用人民币,买卖货物多以银元计算物价,且收购金银,暗藏物资。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对原有私营金融业(钱庄业)实行暂时利用的政策,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在国家严格管理监督下,发挥其调剂社会资金的作用。由于当时的私营钱庄对党的政策心存疑虑,绝大多数未复业,而国家银行又忙于自身的创建工作,一些原私营钱庄的从业人员见有空子可钻,便乘虚而入,纷纷开设地下钱庄,投机牟利。当时仅镇江市区就冒出了131家地下钱庄。市内30家银楼和这些地下钱庄大多参与了金银黑市买卖活动,全镇江市公开从事黄金、银元投机的贩子逾千人。投机商人兴风作浪,使初解放的镇江遭受三次大的涨价风潮。

第一次:19495月下旬、6月上旬,上海由于大奸商操纵金银投机,致使上海及其邻近地区市场物价扶摇直上。这时,一些商人见到物价上涨,便用大量游资购置金银、屯积货物,促使物价一涨再涨,市场秩序日趋混乱。受其影响,镇江银元价格也一日数跳,62日至610日,一枚银元从660元(旧人民币,下同)暴涨至1800余元。此次涨价,银元带头,纱布、粮棉及其他商品相继跟上,行情逐日看涨,价格扶摇直上。64日至9,短短6,5月份平均价格比较,米涨154﹪,面粉涨164﹪,油涨118﹪,纱布涨1044﹪。②

第二次:19497,镇江地区遭受狂风暴雨袭击,洪水泛滥,大批粮田遭淹,秋熟收成无望。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了群众的极度恐慌。投机商人趁水灾和粮食青黄不接,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米价率先上涨,随之市场物价波动。全月平均较6月份,米上涨163,面粉上涨918,油上涨104,纱上涨80.4,布上涨86.2﹪。③

第三次:194910月开始,上海市场物价再次出现涨风,进入11,涨势更猛。上海的特殊地位影响全国,波及镇江。镇江市以纱上涨为先,蔓延至粮食五洋杂货等价格全面上涨,涨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均超过前两次。以11月平均价与10月相比,纱涨183.7﹪,米涨194﹪,面粉涨159.8﹪,豆油涨167.3﹪,布涨143.3﹪。④

猖獗的银元投机,严重地冲击了金融市场;物价的暴涨,危害着经济的恢复及人民生活的稳定。严酷的事实说明,不制止物价飞涨之风,就无法取得与资产阶级争夺经济领导权斗争的胜利。因此,金融物价斗争已不单限于经济范畴,而是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一次大较量。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关系到社会治安和人民生活的稳定,而且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能否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关系到刚刚建立的革命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党和政府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挑战和考验。

早在解放初期,镇江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就密切关注市场的金融物价,根据上级制定的统一政策和镇江实际情况,在狠抓生产这个中心环节,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坚决、及时、果断地采取措施,整治混乱的金融货币和市场物价。

首先,加强对金融货币的管理,禁止金银自由流通,让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

镇江解放第四天,市军管会便张贴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合法本位货币,华中币作为人民币的法定辅币与人民币按固定比价等值流通;金圆券等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为非法货币,暂准流通10天,过期严禁使用。429日,市政府有关部门正式收兑金圆券,此项措施的实施,迅速排除了伪币,使人民币占领了市场。但是,投机商对政府的法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528日,市军管会又颁发布告,要求“严禁以银元计算物价,买卖货物,一切交易标价、契约、往来帐目必须以人民币为本位”、“一切银号钱商小贩,不准沿街或应集成市喊叫银元买卖,不准买空卖空,造谣惑众”。党和政府为了在短期内照顾从事银元买卖的小商贩的利益,准许他们到市人民银行登记,暂时允许凭证在指定地点的金融交易场所进行交易。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银元投机愈演愈烈,以致刮起第一次涨价风。为了平息涨价风,市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广泛深入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斗争。6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华东金银管理暂行办法》;12日,中国人民银行镇江支行开始挂牌收兑银元、美钞;13日,市军管会宣布即日起停止金融交易,撤消伯先公园、大都会等金融交易市场;召开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促使他们响应政府号召,反对投机;举行22万人参加的全市“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群众大会,会后还进行大游行,将宣传活动推向高潮。组织工商、公安、人民银行等部门和单位组建立13个经济检查大队和工作组,深入各银元黑市市场和地下钱庄进行明查暗访,到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进行稽查。12日至17日,全市共查获黄金224两、银元2400枚、美钞364元。由于措施得力,及时打击和制止了银元投机,使镇江市场粮油价格出现了明显回落。610日,中等籼米(石)、面粉(袋)、豆油(斤)的价格分别为14万元、06万元、005万元,至615日,价格分别回落为1万元、036万元、0032万元。⑤

第二,控制主要物资,集中抛售。

反银元投机的胜利,仅是初步的胜利,投机商人、不法资本家在经济上并未受到重创。他们将投机目标转向囤积货物,转向粮食纱布市场,妄想通过抢购、套购重要物资,继续操纵市场,左右物价,与共产党在经济上进行较量。党和政府针对这一图谋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以迎接资产阶级的再次进攻。刘少奇说过: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在实际上掌握了经济上的领导权⑥。早在19496月,镇江市就成立了苏南建中贸易公司镇江分公司。在前两次物价暴涨期间,该公司在党的领导下,与投机势力作了反复较量:大量低价抛售各种重要物资,充实货源,调剂市场,平抑物价有力地遏制了市场上的涨价狂潮。在第二次涨价期间,国营建中贸易公司从苏北、皖北等产粮区采购,以低于市场510﹪的价格抛售,终于平息了涨风。在第三次 物价上涨期间,镇江市委、市政府遵照党中央“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予适当教训”的指示,和全国统一步调,领导建中公司积极筹集物资,于1126日起,以低价大量抛售,仅三天时间,就售出纱包1482包、布48匹、米52935斤、面粉321袋、豆油888斤,回笼货币16253万元,并使纱布和粮食价格平均下跌20﹪⑦。接着公司继续大量低价抛售物资。从121日至20日,公司纱布的销售量就占到全市纱布总销量的50﹪以上。⑨为防止物价再次猛涨,建中公司仍然继续组织货源,而投机商人则预料1950年春节后“开红盘”(指每年春节后首次交易开价)必大涨,纷纷筹集资金,囤积物资,准备与国营公司再作较量。正月初五,开市后的粮食市场一片涨声,当建中公司以中米每石36万元价格开盘后,投机商人试图背水一战,纷纷购进,仅几分钟就成交一百多石,妄想待国营公司粮食售罄,即哄抬物价,牟取暴利。那想建中公司粮食价格越售越低,最后以每石29万元收盘时,私商再无一人喊买进,投机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市场物价迅速地下跌。同时,政府又收紧银根,使投机商措手不及,资金周转不灵,纷纷破产。

第三,加强市场物价管理,确保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如前所述,镇江一些不法商人和投机资本家趁国家财政困难和市场物资供应不足之机,采用囤积居奇等手法,哄抬物价,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涨价之风。为此,市委、市政府遵照上级指示和政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许多重要物资的生产和流通严加监督,集中收购,集中贸易。1949年底至翌年春,全市以国民经济为主导建立了粮食、棉纱、食油、五洋杂货等四个专业市场,取缔场外交易,加强市场和物价管理,保护国营商业物价不被私商破坏,并对少数敌视人民政权、带头哄抬物价的投机商人、不法资本家依法予以惩处。与资产阶级争夺经济领导权的初战胜利,使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取得了领导和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第四,取缔地下金融机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镇江解放不到一年,就经历了三次大涨价,其中地下钱庄和部分私营行庄在调集投机资金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他们从事黑市买卖金银活动,私自经营存、放、汇业务,任意抬高利率,许多钱庄成为投机资金的枢纽和重要调集场所,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破坏了金融货币的管理和市场物价的稳定。对此,政府有关部门依法逮捕了扰乱金融情节严重的地下钱庄业主。并对全市的地下钱庄业主进行政策教育,宣布其金融活动为非法,必须取缔,令其自行转业。这些地下钱庄业主看到投机无门,只得表示悔过、停歇转业。在对待私营行庄,市委、市政府则采取“严格管理”、“积极疏导”的方针,限制其非法活动,组织其资金投入生产。物价上涨期间,市人民银行联合私营行庄成立“银钱业利率委员会”,按照物价利率规律采取机动调整利率的政策,吸收了大批社会游资,同时,还举办“星期存款”业务。在政府的严格管理监督之下,私营行庄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调剂社会资金的作用,有利于金融物价的稳定。

金融物价稳定及财经统一是建国后党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高度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它打破了帝国主义分子所谓“中国的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但是财政经济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预言,被海内外许多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叹为“奇迹”,从而以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能够建立新中国,而且完全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纵观建国初期党领导的这场金融物价斗争,不乏宝贵经验可供后人借鉴。

首先,众所周知,经济规律决定了市场物价,受供求平衡,对物价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解决经济问题最终需要依靠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手段和经济办法。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控制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粮、棉,达到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之目的。为了同资产阶级斗争,并取得斗争的胜利,党和政府把大力组织物资供应作为平抑物价的根本措施,首先成立国营贸易机构,经营粮食、纱布等主要生活必须品,在物价上涨期间,从老区组织大量物资,低价向市场抛售,发挥了国营经济主渠道作用。一般说来,只要控制了市场上主要几种产品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便取得了市场经济主动权。当时人民政府就是通过多种渠道,掌握了50亿斤粮食,控制了全国煤炭产量的70﹪,66﹪的食盐,30﹪的纱,50﹪以上的布匹作为调剂市场、平抑物价之用。掌握如此庞大数量的物资,是私商无法办到的。正是有了雄厚的物资基础,使党和政府能够采用经济手段最终战胜资产阶级,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开始取得对其他经济成分的领导权。

第二,稳定金融物价,需要政治手段与经济手段相配合。

初解放时,由于长期物价波动,使许多人民群众只相信金银,不信任人民币,人民币不能作为本位币流通。投机商人趁机兴风作浪买卖金银,扰乱了金融市场。一些坏人也大肆造谣惑众,如在上海,就有人扬言“人民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得上海”,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如此严重、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完全靠经济手段稳定物价、树立人民币信用是难以奏效的。为了对资产阶级进行严厉打击,禁止银元买卖,拘捕严重投机者,并于此基础上,实施金银管理办法,使人民币迅速地占领了市场,成为流通于生产的唯一合法货币。

第三,稳定金融物价,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党的利益。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稳定金融物价,靠的是我们党正确的方针政策,简言之,靠的是我们党的领导。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稳定物价,曾进行过所谓的“币改”,其结果是“金元券”、“银元券”发行不到几个月就崩溃了,人民群众蒙受了更大的损失,人民的财富流入了统治者的腰包。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极其混乱的金融市场和受投机资本操作的涨价狂潮,党和政府采取了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一次次“战役”,使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并实行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达到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的基本平衡,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创造了在建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实现金融物价基本稳定的奇迹。在这场斗争中,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关键。正是由于自始至终充分发挥了这种政治上的优势加上它所转化的经济优势,才使得这场斗争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党在财政经济战线上取得的这个胜利,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并且是完全有能力领导人民治理好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注释:

①《大众日报》1951523

②③④《镇江市一年来工商工作总结报告》(1950813日)

⑤《前进日报》1949617

⑥《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P77

⑦《前进日报》1949123

 

 

 

 

 

 

 

 

 

                  作者单位:镇江市史志办公室

                     2009年6月10

试论城区年鉴区域性原则的实践意义

 

京口区史志档案办公室   徐海龙

 

城区年鉴作为城区人民政府主办、相关职能部门承办的地方综合性年鉴,在促进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目前基本上是按行政隶属关系编纂的城区年鉴相对于县(市)年鉴仍让人觉得有诸多不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国民经济在地统计的实施,按照区域性原则编纂城区年鉴或许更有利于年鉴功能的更好发挥和自身发展。

一、区域性原则是城区年鉴体现“一方之地情”的基本要求

区域性原则,即区域完整性原则,是指年鉴记述的范围必须保持地方社会的完整性。这一原则对县(市)年鉴不成问题,对城区年鉴则要求将记述的范围由隶属关系向行政区域延伸,以体现区域的完整性。

首先,坚持区域性原则有利于城区年鉴进一步规范。根据去年5月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下称《条例》)的定义: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因此,全面反映“一方之地情”是综合性年鉴的一个基本规范。城区年鉴作为县级综合年鉴,理所当然地应受《条例》调整,其所记述的范围应当涵盖行政区域的所有事项,而不能以行政隶属关系代之。尽管城区有其自身特点以及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年鉴编纂严格遵循区域性原则有一定难度,但从年鉴的理论和规范上看,其记述的范围与行政区域相吻合,系统、完整、全面地记载本行政区域全貌则无可非议。

第二,坚持区域性原则有利于进一步体现城区地域特色。城区地域不大,但内涵极为丰富。千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沉淀,使得一些城区特别是老城区多为一地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金融中心,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度集中,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最集中、最突出、最显著。城区政府依据属地原则对区域社会事务行使管理和服务,而区域内的工业交通、邮电通讯、金融保险、医疗机构、科技教育、社会团体、旅游景点等绝大部分单位并不隶属城区,存在着条块分割的现实矛盾和密不可分的相互联系。市、区政府依照各自职权在不同层次上对城区行使管理,决定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部分通常由市政府统一领导和组织实施,而这些成果又都体现在城区范围,构成城区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资源优势和地域特色。城区年鉴仅按隶属关系记述将使地域特色大大削弱,城区的整体风貌无法体现,而按照区域性原则把虽不属城区直管但位于城区的相关事项记载下来,对于展示城区地域特色就非常必要。

第三,坚持区域性原则有利于进一步凸现城区的区位优势。年鉴的基本属性是信息。年鉴编纂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汇集地情资料,建立完整的区域信息平台,以实现区域内的资源共享、人气聚集、丰采展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谐发展。因此,通过地情资料反映一地资源要素的存在状态,推动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有利于区位优势的充分展示推动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例如,京口区内的学府路虽然只有数公里,但却聚集着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镇江高专三所高校本部,以及省镇江一中、镇江职教中心等众多学校,其丰富的科研成果、密集的各类人才以及6万多师生的广泛需求,无疑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巨大潜力。又如,辖区内旅游景点的规划、建设、发展以及游客接待量、游客的构成、门票收入、创汇等年年有新意的信息,对城区政府虽无直接利益,但对提高景点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促进本地旅游业的间接消费和城区繁荣则大有好处。再如,城区的道路、水、电、街心公园等大多为市政府的公用设施,而这些公用设施的逐步完善对城区投资环境的优化意义不可小觑。还有,城区特别是老城区发展空间相对狭小,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很大,并且虽不属城区但位于城区的各类企业也不乏存在通过招商引资实现结构调整水平提升加快发展的迫切愿望。选择适当角度反映辖区这类信息资料,正是区位优势的重要表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有的企事业单位由“条”上的集中管理转变为“无主”的自我管理,“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条块分割的篱笆正在逐步消除,“同顶一片蓝天,共居一方热土”,在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共建、共创、同荣、同发无疑是城区和谐发展的大趋势。对于这种“寸土寸金”的区位优势,城区年鉴只有遵循区域性原则才有利于进一步展示城区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

二、区域性原则是城区年鉴凸显自身功能的潜力所在

年鉴编纂的目的在于发挥年鉴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条例》的一个突出亮点,也是对年鉴 “存史、资政、教化”功能表述的一个突破和发展。坚持区域性原则,有利于凸显城区年鉴功能的潜力。

县(区)作为国家机构中连结宏观与微观的中间层次,其职能行使更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出发,着力反映区委、区政府领导人民群众推进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新成就、新经验,突出体现区委、区政府在执政为民、富民强区工作中的新思路、新举措,始终是城区年鉴的主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促使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同频共振”。而在此基础上把记载的范围从隶属关系向行政区域延伸,全面、客观地记载城区的地域特色、区位优势和发展变化,有利于年鉴资政功能的进一步提升。一是,不直接隶属于城区政府的辖区单位,一方面要按属地原则接受城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另一方面又对城区发展和辖区居民提供广泛的服务,是城区发展应当而且可以共享的要素资源和人际资源。城区年鉴从各方需求的交会点切入,恰当记述和反映辖区单位有关情况正是增强资政功能的重要方面。二是,城区政府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城区的发展相对于县(市)更离不开上级机关、部门。在城市建设、管理、治安、社区服务、环境卫生等方面,上级机关、部门所做的工作固然是履行其自身职能,但本质上也是城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区年鉴在记载城区工作的同时记载上级机关、部门的相关工作,并通过赠送、发行年鉴,有利于宣传城区以及加强与上级机关部门的沟通情况、融洽关系,增强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三是,对于希望了解城区以及准备到城区创业、发展的境外客商和外地民商来说,不仅需要了解城区政府的优惠政策以及亲商、安商、富商的思路、举措和诚信度,还需要了解与他们投资兴业直接相关的综合环境。只有完整地反映本地区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城区年鉴才能真正成为外商全面了解城区最直接、最简单、最方便的窗口,其最终结果也完全符合城区政府“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发展理念,从而更好地实现资政功能。

从年鉴的存史功能看,区域性原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城区年鉴作为存史、传世的“官方信史”,记述的地情信息应当是完整的、全面的,而不能是残缺的。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化建设用“突飞猛进”来概括并不夸张,老城改造、新城建设,道路拓宽,新企业进驻,老工厂搬迁,以及某些著名商店、文物古迹、名人故居变迁等等皆是常事。路宽了,楼高了,天蓝了,城市美了,旧貌换新颜的种种大发展、大变化如不按区域性原则如实记述,年鉴的存史功能将大打折扣。就京口城区而言,长驻区内数十年的丹徒县党政机关异地新建,数十年后谁知旧址何处,规模几何?同样,京口区是镇江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随着市区范围的扩大、市行政中心的新建,市级机关乔迁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作为存史的城区年鉴对此如不记载必定是个漏缺。对于辖区内的英模人物、科技创造、名优企业、特色产品、新的良俗民风等等,如果也囿于“隶属关系”,历史的沉淀也会因诸多缺失而遗憾。事实上,对城区全貌的逐年记载构成城区沿变的历史轨迹,从近期看能够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从长远看能够彰显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利于后人从中分析出规律性的东西,使年鉴的存史功能作用得到提升。

城区年鉴教化功能的更好发挥,也取决于年鉴能否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载区域内形成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城区地域的特殊性,决定了推动城区经济社会发展主体的多元化。市、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辖区单位和居民的智慧创造,共同构成了繁荣的、富强的、秀丽的、文明的、发展的新城区。城区年鉴正是通过文字、图表、照片、音像等记录城区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表现人民群众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润物无声地感染读者,激发人们“月是故乡明”、“水是家乡美”这种偏爱家乡的情绪和倾向,产生 “谁不说俺家乡好”情感共鸣。同时,通过有组织和自发的读鉴用鉴,更能鼓舞人、激励人、教育人,进一步提升年鉴的教化、育人功能。

三、区域性原则是城区年鉴健康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年鉴事业的存在和发展是年鉴功能作用或社会效益的物质载体。区域性原则对城区年鉴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扩大可用、有效的信息量。在一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有效信息完整性的缺失,既是一种遗憾,也将导致年鉴编纂的“米少难炊”。现有城区年鉴数量相对较少和内容相对单薄足已证明这一点。一是有利于引起领导重视。编纂年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城区政府的法定职责,领导重视没有疑义。但年鉴作为一项文化事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大局中处于从属和服务的地位。怎样才能使领导在繁忙事务中进一步关注年鉴?可以说,区领导对直管范围内的人和事都了如指掌,正所谓“家门口水塘深浅都知道”,而辖区范围内的其他事项则有可能使领导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为科学决策提供区情依据,从而符合逻辑地产生重视、支持年鉴工作的愿望和动力。三是补充经费的不足。年鉴也是劳动产品,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条例》规定年鉴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一般来说,县级城区财政,除经济特别发达的地方外完全保证年鉴所需经费是有些难度的。要使年鉴工作顺利进行,经费的缺口部分只有靠年鉴产品的市场运作求得解决。主要的也就是两块,首先是组织彩页,其次是扩大发行。位于城区的各类企业特别是产品和服务面向社会大众的企业,是期求通过媒体公关树形象、创名牌、提高知名度的最活跃的群体。城区年鉴的权威性、资料性、实用性的特点,也极有可能受到辖区企事业单位的广泛欢迎,从而有利于提高彩页稿源和年鉴发行的数量。彩页组织的得当和发行数量的提高,客观上标志着年鉴内在质量和社会效益的提高。反过来说,离开区域性原则放弃辖区内的其他资源和市场,年鉴的经费和产品由政府大包大揽,象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厂品那样在“隶属关系”范围“内部循环”,年鉴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将大大削弱也是显而易见的。四是有利于年鉴的交流和提高。据“中国年鉴网”的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编纂年鉴的县级城区相对于县(市)比例很小。其原因,既有观念上的偏差,操作上的难度,也有经费上的不足,信息量上的单薄。有鉴于此,有些城区不得不两年一鉴,甚至三年一鉴,这与年鉴是“年度资料性文献”的要求也不符。坚持区域性原则,有利于城区年鉴拓宽容量、丰富信息,增强自身实力,提高社会效益,实现良性循环,真正做到“一年一鉴”。同时,城区年鉴也只有做到一年一鉴,才有利于与先进城区的年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提高。否则,人家一年一鉴,你是两年一鉴、三年一鉴甚至五年一鉴,在这样的平台上,要真正做到平等交流是有很大难度的。而没有较高层次上的相互交流和借鉴,也是不利于城区年鉴自身健康、持续发展的。

浅谈志稿的篇幅控制及初审重点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志书质量的优劣,关系到修志工作的成败。责任编辑对志稿的初编工作是整个修志编纂过程中关键和重要的环节,编辑质量最终影响和决定着志书的质量。续志篇幅控制成为争创精品佳志的重要内容之一,修志过程实际就是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

笔者作为一名责任编辑,审阅所分工《财政》《国税》《地税》志稿和《金融》部分来稿。《镇江市志》《财政税务审计》卷约7万字,《财政》计划字数约2.53万字,《税务》计划字数约2.53万字,其中国税约1.51.8万字,地税约11.2万字。而实际《财政》初稿大约近7万字,《国税》初稿大约3万字,《地税》初稿大约1.7万字。《镇江市志》《金融》卷(初稿)计划约10万字,实际《金融》卷初稿下的章《金融业务》累计8.43万字,还有其他内容如金融改革、金融机构、保险业务、证券业务、金融监督管理等未作统计,其中有些表格数据资料还未计算,实际形成的《金融》卷初稿字数远远大于预定的计划数。主要表现为:一是对资料没有进行处理。一些编写人员经过资料搜集工作后,掌握了丰富而大量的资料,在他们的意识里,无论哪一部分资料都很重要,扔掉哪儿都觉得可惜,干脆都写进志稿里去。有的对如何竖写不尽了解,认为志稿的竖写就是一年挨一年、一事接一事地记,于是造成了资料堆砌,无形中增加了志稿的容量;“越界”“越位”与己关系不大的材料记述;篇目结构门类排列不尽合理,层次不清;简单交叉重复的材料较多;背景资料渲染冗长;过多教科书式的定义、说明和解释;空乏的议论;繁琐的数字罗列和资料堆砌;不切实际的记述和无用的信息过多等等。二是没有选好记述角度。某些资料用于部门志比较合适,但对于市志来说却微不足道,作者在没分清孰轻孰重的情况下,一律记入市志中,这样就势必会增大志稿的篇幅;一些编写人员在条目的记述中,不能紧紧围绕条目的中心来记,无论相关不相关,只要是与工作范围相联系,一并记入志稿中,造成“眉毛胡子一起抓”。三是对编写志稿职责的认识有偏差。一些编写人员为了便于志稿的修改,减少再查找增补资料的麻烦,尽可能地多写一点儿,他们普遍认为删资料容易、增加资料难。此外,志稿中用词不精、逻辑性不强也是造成志稿篇幅过大的因素。

控制志稿的篇幅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控制篇幅?笔者认为,要解决志稿中存在的篇幅过长、容量过多、文字不精等问题,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进行调整和平衡:

一、对所编志稿的篇目结构进一步调整平衡。认真研究志稿的门类是否齐全,是否把握所记述行业内容的基本要素和重点,是否突出主体、突出重点,突出时代、地方和行业特色。门类排列是否按主次、发展先后、习惯、总分等顺序关系排列。篇目标题是否准确、简明、概括。分类是否科学,结构是否严谨,层次是否分明,然后依据事物的本质属性及相互间的逻辑关系、领属关系对结构进行调整。《财政》初稿中记述财政资金用于文化事业费支出的记述: 

┅┅重点用于扶持群众文化创作,小丹剧《称婆婆》、小扬剧《吴二赔情》、扬州评话《一笔救灾款》参加江苏省农村小戏《春到农家》晋京演出并参加全国第十一届“群星奖”决赛,全部获得金奖;歌曲《运河两岸好家乡》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其他少儿故事、器乐、声乐作品均在全国获奖,同时,文化部门先后组织了300多场大型公益性演出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广大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象这段文字在《财政》文化事业费支出内容可不作记述,但可以放到文化部类中记述。同样文教科卫支出中的教育事业费支出、卫生事业费支出、科学事业费支出应该与文化事业费支出一样着重介绍财政的投入及占同期一般预算支出的百分比等主要内容,而对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中财政投入重点用于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等结果,这些延伸的内容可调整分别放在文化、教育、卫生、科学部类记述。要写出有深度的志稿,在篇目结构记述上必须注意:第一,横分不能过细,要加强纵述和综述,以便于上下贯通,左右贯通,归纳分析。《国税》初稿,原稿节为《税收制度》《国家税务》,《国家税务》下设《征收税种》《税务管理》《征管制度》《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纳税服务》,《税务管理》下设税务机构、管理体制、征管模式,《征管制度》下设税务登记、纳税鉴定、账证管理、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税款征收》下设征收方式、税收结构,《纳税服务》下设促产增收、文明办税、信息化建设。经调整节为《税制改革》、《税费(基金)征收》、《税务征管》。《 税务征管》下设纳税登记及申报、发票管理、减免税(退税)管理、税源建设、税务稽查、纳税服务(按时期简要记述,包括信息化建设)。修改后的结构比初稿严谨,分类更加科学,层次更加清晰。《财政》初稿中行政事业财务管理,只有制度性文件,有些年份出台的就一项文件,此时最好就总写,可归纳为对公用经费管理情况和人员经费管理情况,并记述具体执行情况。第二,不要过分求全,面面俱到。这样才能突出重点,突出特点。这些都是写深的必要条件。对同类事物多线记述、内容交叉重叠和分类过细、层次过多的现象,进行科学合并。按时期归并记述事物发展变化是比较好的方法,能反映历史发展情况,也能立体地、多方面地反映事物的属性。《税务》稿中无题序可简要概述1983年~2005年税务管理体制、征收的税种数及税收收入数的情况,可分1983年(起点)、1993年(国税、地税分设前)、1995年(国税、地税分设后首年)、2000年、2005年(终点)转折变化的时点记录,其中2000年~2005年可简要记述镇江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及对税收经济的影响,而不需每年记述其内容。

二、对共性章节的字数进行平衡,避免共性章节篇目之间比例过分失调。如《镇江市志》《国税》初稿机构一节字数为660字,《地税》初稿机构一节字数为1400字,其中《财政》初稿机构一节字数竟为5000余字,部门志记述痕迹明显,不必详记人员、编制和内设机构及下属机构,可列表记录有关机构名称、单位成立的时间,重要的机构可作文字说明。机构职能调整内容可简述主要职责即可,机构领导变化可删除,该内容在组织机构一卷有专门记录。经过平衡,财政、税务志稿机构的字数控制在1000字左右。《镇江市志》《金融》卷(初稿)计划约10万字,而实际形成的《金融》卷初稿字数远远大于预定的计划数。《金融》卷下的章《金融业务》中的节《商业银行业务》人民币资产业务2.9万字、人民币负债业务 1万字,人民币中间业务(支付结算、银行卡业务0.8万字,《外汇业务》1.2万字,《人民银行业务》下的《外汇管理》1.5万字,《其他金融业务》中的信托投资业务0.35万字、银行卡业务0.68万字,累计8.43万字,还有其他内容如金融改革、金融机构、保险业务、证券业务、金融监督管理等未作统计,单以《金融》卷《商业银行业务》中人民币资产业务和人民币负债业务为例,二大主体业务近3.9万字,其中有些表格数据资料还未计算,编纂者花了很大的精力收集、整理资料进行编纂,专业志的角度方面看,收集的资料全面具体,可逐年记述二大主体业务的内容,但列入《镇江市志》《金融》卷就不必每年记述二大主体业务的内容,这就要求编纂人员对起点、一些金融业务变化较大的年份和终点用文字分析和说明,其余进行删削,抓典型,记述有详有略,有重点有一般,相辅相成,使《金融》卷各章节的记述字数大体平衡。

三、对记述内容进行压缩删削。压缩缩减的目的是紧缩篇幅,筛选资料,笔削浮文,使志稿保持精炼,文约事丰。对志稿进行压缩删削主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注意处理交叉重复,对材料重复或交叉记述的内容,按事物的本质属性归类记述,保留能充分体现事物整体性的地方,删掉其余,非记述不可的,注意变化记述角度,或者采取参见方法。其他财政管理中”的“预算外资金财政管理”中一些内容与财政改革中“收支两条线”改革内容重复,建议两处归并在一处写。《地税》初稿《征收管理》一节中推动科技管理与信息化建设内容重复(推动科技管理放在《征收管理》下从结构上讲也不妥当),建议删去推动科技管理内容,保留信息化建设内容。《金融》初稿中在记述票据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及其他融资等内容时,在分别记述票据贴现和银行承兑汇票及其他融资业务时背景部分内容时有过多的重复,重复的这部分可删去。

2、注意压缩背景政策、工作过程等记述,避免主次不当。如《财政》稿件中财政体制改革一节中详细记述中央对省财政体制:

1983年至2005年,中央对省级政府财政体制的调整与改革分为两个阶段,1983年至1993年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94年至2005年为分税制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主要是为适应经济体制调整与改革的需要。1983年至1993年,实行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财政体制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94年以后,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财政体制实行分税制管理体制。紧接着又分别详细记述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和分税制管理体制的政策背景及及主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原先实行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198021,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决定从1980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管理办法,以扩大地方财权,加强地方责任,调动地方积极性。这一体制的主要内容,一是,……二是,……

上述介绍财政体制改革的内容近1600字,象这样过多的背景介绍应该删去,可直接记述省对镇江市及辖(市)区财政体制即可。

3、压缩纯说明解释性记述,避免将志书写成教科书。同样以《财政》为例,财政改革一节中对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等等均用名词解释,《金融》初稿中对人民币资产业务、人民币负债业务、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消费贷款、技术改造贷款、基本建设贷款等等诸如此类众多的名词做解释,读者要了解这些定义和解释自然会到教科书中去查寻,志书记录的内容是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不应该在文中记述,可以删去。

4、压缩繁琐的数字罗列和资料堆砌,避免写成流水账。《金融》初稿中存在数据比较多,林林总总的静态数据,如不分重点逐年全部罗列到文稿中,无动态的纵比做分析,就不能全面、客观、系统地反映金融行业的发展变化,而且看起来有令人生厌的感觉,可用纵比做分析,或者用表格互为补充。用比较法,即按照不同结构和层次对资料进行系统、科学的排列,包括横比、纵比、相关分析,将事物置于一定的系统之中;用分析法,概括归纳、层层分析、多角度分析、画龙点睛。如《金融》初稿中《商业银行业务》中人民币负债业务下的人民币存款志稿中的企业及其他类存款有一段内容是这样记述的:

1983年末,镇江市企业存款余额2.48亿元,其中镇江人行(镇江工行)企业存款1.74亿元,占企业存款总量的70%;镇江农行企业存款0.27亿元,占比11%;镇江中行企业存款0.05亿元,占比2%;镇江建行企业存款0.42亿元,占比17%1985年末,镇江市企业存款余额3.46亿元,镇江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企业存款分别占企业存款总量的60%12%5% 23%1988年末,镇江市企业存款余额7.05亿元,比年初增加1.68亿元,增长31%。在企业存款余额中镇江工行、镇江农行、镇江中行、镇江建行、镇江交行和镇江城市信用社占比分别为52%14%7%19%7%1%

象这样的记述,可分别把1983年、1985年、1988年末镇江市的企业存款余额及占比按各大银行分别列表记录,让读者看后一目了然,有条理清晰之感。同样,《财政》初稿中“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节中,可用表格记述全市、市直和辖市(区)3部分的收入、支出情况。

5、压缩浮文。志书的篇目有限,在有限的文字中,要记述尽可能多的信息,这就要求去除一切空话、废话、套话、可有可无的话。如上述《金融》初稿中人民币存款中的储蓄存款记述:“┅┅1988910两个月镇江市储蓄存款上升4100万元。为缓解资金困难,进一步稳定和增加储蓄,117镇江市政府在镇江影剧院召开镇江市储蓄动员大会。镇江市市长在会上动员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大力发展人民储蓄事业,促进镇江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市场物价的稳定,促进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号召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带好头;各单位、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好这件大事。”再如《人民币资产业务》中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和“十四大”精神鼓舞下┅┅”“全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认真贯彻朱容基总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前者为单位的具体做法,虽是为主体业务服务,但记述上重描述,缺资料性,后者为总结一类的话,属没有重要价值的信息,应该删去。

6、压缩过头的不切实际的议论,避免言过其实和有违志体一类穿靴戴帽的大话、空话,这样就如同树木删去枝蔓、保留主干,让志稿更加准确精当。如《财政》“概述”一节初稿

“┅┅二十二年的镇江财政发展,凝聚了广大财税干部的心血与智慧;二十二年的镇江财政发展,反映了部门单位对财政工作的大力理解与配合;二十二年的镇江财政发展,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财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镇江财政的发展史,是一部在收支平衡中谋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全力推进依法理财进程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提高科学理财水平的历史”,“是一部践行为民理财理念的历史”,“是一部锐意财政改革不断进取的历史┅┅”。

 这段概述总计800余字,大部分字数为空话,且宣传色彩、评论较多,违反志书述而不作的原则。概述应是对23年财政事业发展情况所作的概括性记述,应以详实的资料说话,寓褒贬于事实之中,寓论断于记述之中。

笔者认为,控制篇幅不仅仅是对志稿的文字进行删减,而是在提高志稿资料质量层面上,对来稿进行去粗去精、去伪存真,既要删减不必要的内容,更要让真正的资料占据志书的空间,这才是更高意义上的控制篇幅。所以篇幅控制的另一方面是对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增补,注意志稿是否存在资料短缺问题,如有资料不全、不明、不准、不清、不详等情况进行增加、完善、补充,对所承担修改的志稿必须做到内容充实,史实完整,能全面反映一地一事的基本情况。认真研究事物的基本要素,对缺漏的要素进行增补,包括不符合地域范围和时间断限要求的进行增补,增补能反映时代特色、地方特色、行业特色的主体业务资料。如《财政》初稿中对于财政(务)管理及执行情况的记述较少,收支两条线改革中对账户清理的结果缺少一些数据记录,金库、国债的相关内容未作记述;行政经费支出中缺少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占百分比,没有分阶段记述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变化情况等等。《保险》初稿《综述》中按各大保险公司记述,没有对全市保险业发展历史全貌做系统的记述,《保险业务》中对全市和市区的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总数据未作记录等等,这些都应该与作者做深入交流并补充资料。

除上述对志稿篇幅控制外,初审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从行文上对文字锤炼规范。《地方志工作条例》要求,“新志书的文体,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应严谨、朴实、简洁”。这就为地方志文字的锤炼修改工作提出了基本要求。在修改中,力求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尽最大的努力将志书的语言、修辞、语法和逻辑认真的把关。字斟句酌,精心锤炼,对句子是否精炼简括,用词是否准确贴切,标目是否明了和谐,分段是否合乎逻辑,做反复推敲,纠谬匡误。如存款总额和存款余额、贷款总额和贷款余额,虽是一字之差,含义却不一样。对文风问题,做到统一一致,避免书面语和口头语交错、虚字浮文、空话、套话、过头话成堆、穿凿附会等问题。按照行文通则,规范数字、纪年、称谓、计量单位等表达法,规范表格、图照。

2、稽核校正。志书是传世的信使,来不得半点错讹,所收载的史料只有准确无误,才能成为传世精品。注意一些容易造成史实失真的问题,如指标的不可比,计量单位、计量标准、计量口径等不统一等,要查核清楚;数据方面,数据不准确,前后矛盾、文内数字与表内数字、分述数字与总数、表内数字与合计数字不统一或相矛盾的问题;对史实前后矛盾的,如篇、章、节、目之间,图文之间、纵横之间,要细核校正;对行文中的字词、纪年、图表、注释、度量衡、地名及标点符号等技术性问题,尽量避免出现“硬伤”。如来稿中日期表述88723,应为1988723,有些数据需要进一步核对:省财政厅对镇江市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留成比例为30.25%,其中丹徒县和丹阳县的留成比例均为45.4%、润州区的留成比例30.7%,在市对县(市)区财政体制记述中丹阳县的留成比例为27.95%、润州区的留成比例34.7%,等等。

3一些涉密事项是否注意保密。如《金融》卷中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内容的记述。与前志的衔接是否得当。在《国税》的初稿中,《镇江市区1983-1993年工商税收收入》表中有些年份产品税、建筑税与上届志书有出入,包括一些其他文字等等,均要与作者沟通查核。

试论续志篇目继承与发展的原则取向

镇江市史志办     

 

   资料是方志的生命,求实是方志的风骨。中华方志之所以流传千古经久不衰,正是因为方志全景式地报道了某时某地广泛的、准确的、原始的“现实”。相对于部分媒体的浮燥,方志始终是淡泊的、厚重的,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方志关注的永远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的永远是广泛的、准确的、原始的地情资料,因而具有独特持久的生命力。即使在信息过度密集的二十一世纪,方志依然能够凭借这一特性继续生存并得到发展,继续发挥其资政、存史、育人的社会作用。

   方志的这个本质特性决定了方志篇目的设置必须满足记载地情资料的需要,满足人们阅读、利用地情资料的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着的生活,续志篇目的设置必须在过去的基础上有所“扬”有所“弃”,选取合适的原则方向。

   取向之一: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篇目总体设计,使续志成为与时俱进的科学的地情载体。

    续志记载的历史时段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时期,续志成败的关键首先在于是不是准确体现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们在续志的篇目设计中要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理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续志能够突出反映新时代和新时代的人们。

   经济转轨情况在篇目中应该处于重要的地位,以利于突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国情,决定了续志毫无疑问地要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作为重要的记述内容。“改革开放”将是续志中不可或缺的龙睛之卷,改革开放后形成一个门类或者具备了行业意义的新生事物也可以独立增设为卷,比如“开发区建设”“证券业”“信息产业”“非公有制经济”等;而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淡出的事物就不必再独立为卷,比如“商业”“物资”“粮食”“供销合作社”等可以全部纳入“贸易”卷中。由于各地改革进程并不完全一致,需要注意从本地改革的实际过程出发筹划布局,防止千篇一律的概念化倾向。

   社会转型过程在篇目中应该占有相当的份量,以利于突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政府历经几轮机构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已经转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日渐形成。“政治”部类在续志中的总体份量显然会有压缩,这不会妨碍续志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的各个方面,人民思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社会风尚的形成,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阶层的演变等等,应该成为续志的一个个亮点,这些都是上届志书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涉及的内容。

   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们应该得到反映,以利于突出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续志中应该继承把握的一个原则。各项事业的发展要体现人的作用,各项事业的成败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标准。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应该占有续志的重要一席,而人居环境、人民生活、精神面貌等等也都是可以浓墨重彩反映的内容,这也是对上届志书的一个突破。

   取向之二:坚定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从一地实情出发谋篇布局。

   一切篇目的组织都只是一种形式,一切守旧或创新都只是一种方式,它们总是要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这个内容就是地情。地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凡是客观记录地情的方志就必然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好象拍照片,景物变化了,拍出来的照片自然也就变化了。因此,续志的篇目必须与地情的发展相适应,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从一地实情出发谋篇布局。

   从地情出发设计篇目,可以最大程度地挖掘地方特色,反映时代特色。特色明显是方志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历来得到编志者的普通重视,续志编纂仍然要高度关注。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是一地地情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必须植根于实实在在的地情土壤,建立在对地情的清醒认识和深刻理解基础之上,而不是编志者随便编造出来的,或者人为拼凑“八景”“二十四景”之类。可以说,只要如实地记录了地情,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自然水到渠成。只要你是求实的,你就是创新的,你就是独特的。某地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名动全国,那么必然要用更大的篇幅、更细的笔触去记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情况,这就形成了地方特色;某地系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改革进程自然较他处为先,经验教训也颇不少,如实记录也就留下了时代特色。南宋《嘉定镇江志》、元朝《至顺镇江志》是镇江历史上两部优秀的旧志。宋志22卷:地理(3卷),风俗、攻守形势,田土,赋税,宫室(2卷),僧寺,道院,学校、兵防,古迹,剌守(3卷),参佐、将佐,宰贰、寓治,人物(2卷),总目(释道),祥异、杂录(2卷)。元志21卷:地理(2卷),风俗、户口,土产,田产,赋税,山水,神庙,僧寺,道观,学校、兵防,古迹,宫室、公廨、廪禄、公役,封君,剌守、参佐,宰贰,司属、学职、将佐、寓治,人材(2卷),杂录(2卷)。两志在内容安排上各有侧重,宋志比较重视军事,元志比较重视经济,这正是适应了镇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情特点,因为“镇江在宋为边防之地,故其志攻守形势,网罗古今;在元为财赋之区,故此书物产土贡,胪列名状。其用意各有所在,不得而同也。”

   不从事实出发会使方志失去全面性、准确性。首届新方志编纂,许多方志没有全面、准确地记载“文化大革命”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究其原因,恐怕主要还是思想深处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失却了求实的精神,因而机械地理解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采取简单回避或轻描淡写的办法一笔带过了,以至于现在很难在方志中找到各地“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续志应该做好这方面的补救工作,以忠实于历史的态度补记“文化大革命”作为专记、专题等,不能让这一段历史在我们这一代方志人手中成为缺漏。并且,续志要以此为鉴,认真对待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不足,不回避也不夸大,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为后来人总结经验教训。

   取向之三:坚定地继承方志的优秀传统和成熟体例,篇目设计事以类从,横排竖写。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指出:地方志的篇目设置,应合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做到门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形式上不强求一律。根据这一要求,续志要充分吸收传统志书和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普遍采用的科学分类、横排竖写的原则,运用系统论原理审视社会的各个方面,按照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社会事业的顺序编排立卷,使全志自然展开,排列科学,完整严密,融为一体。

   “升格”问题要谨慎把握,不可随意。无论是节“升格”为章,还是章“升格”为卷,首先都是破坏了志书的逻辑性,不能滥用。“升格”应是在深刻认识地情的基础上,把握确实能够代表一地特色的具有标志性的事物“升格”记述,突出一地的地情特点。例如苏州市把“园林” “升格”,马鞍山市把“马钢公司” “升格”。全志“升格”部分不宜太多,特别是要避免政绩性的“升格”,免得全书乱成一锅粥。

   续志篇目的设置要利于采用篇章节目体与条目体结合运用的编纂体式。篇章节目体的好处早已为首届新方志所证明,层次清晰,结构严密,有利于加强志书的整体性和逻辑性;弱点在于形式呆板,检索不便,重要资料“显”不出来。而条目体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它可以灵活地编排资料,点面结合,提高信息含量,位置醒目,便于查找。二者结合运用,可以扬长避短,更好地突出志书的资料性,也便于读者使用。

   取向之四:创造性地处理好续志资料性与著述性的关系,既控制好篇幅又不遗漏重要资料。

   方志兼具资料性与著述性,方志的观点是通过资料来表达的。强调资料性,可能造成方志资料堆砌,篇幅膨胀,许多事物由于横分过细的缘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强调著述性,又可能造成资料收录不够全面和详细。续志必须创造性地解决好这一对矛盾。

   清朝学者章学诚认为,方志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志、掌故、文征,志用来解决著述性问题,掌故、文征用来解决资料性问题。这个观点应能给我们有所启发。续志可以大胆跳出方志就是一本书的模式,通过设置主副篇甚至更多版块的组合式运作,主篇全面记述,加强著述性和学术性;副篇用来陈列资料,注重资料性和原创性,作为主篇要义的补充和证明。这样,主篇言简意赅便于利用,副篇资料浩瀚以供查找,鱼和熊掌不是可以兼得吗?在篇幅安排上,主篇应恪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的要求,副篇则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只要是确实重要的资料都可以收录进来。已出版的《宁波市志》设有《宁波市志外编》,即已经作了这方面的尝试。《宁波市志外编》分为“古志选辑”“碑记选”“文选”“诗竹枝词 校歌选”“姓氏 现存宗谱目录”五个部分,主要收录旧志资料、碑刻资料、著作文选、文学作品、氏族资料等。这些资料放在正志中不很适宜,而且容易造成篇幅膨胀,设为外编却很恰当,很好地保存了地方文献资料,保证了方志的资料性。

   设置专记也是加强方志著述性的有效途径。专记是指就某一事物进行完整深入的专题记述,如果按照方志的一般体例,它们被支离破碎地写入各个章节之中,难以窥其全貌。专记能够完整地记述事物的全部过程,特别是能够解决跨领域事物的记述问题,增强记述的广度与深度,提高方志的学术价值。续志完全可以突破旧有体例,加以充分利用。设置专记应该结合当地特点,选择那些跨领域的具有全社会意义的事物专门记之,例如城市化进程、廉政建设、与邪教的斗争、人民生活质量、弱势群体状况等都是可以选择的范围。

   取向之五:适当加强人文部类的记述份量和比重。

   从方志的历史发展看,人文部类越来越重,这反映出人类对自身发展的日益关注。从续志编纂看,经济和人文是方志不可偏废的两个组成部分,续志应该统筹兼顾,在首届新方志基础上适当加强人文部类。

   首先是人。“古来方志半人物”,续志要加强“人物”部类,编排好“人物传”“人物简介”“人名录”三个层次。 “人物传”除了记载人物业绩,还要突出丰满的人物形象,写出人物的精气神来。考虑到生不入志的原则,“人物传”能够收录的人物恐怕寥寥无几。为了弥补这个不足,近来方志界较多地提出了设置“人物简介”的办法,记载人物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事迹,而不再写尽他的一生。这可能是方志规定“每二十年左右续修一次”后的必然而又务实的做法,续志不妨一用。只是需要注意“人物简介”的客观、准确性,不能拔高宣传,防止因人物后来的变异而陷入尴尬境地。“人名录”以表格形式出现,面广量大地记载人物基本资料。

   然后是人的生活空间,值得续志加强记述的部类颇多。“人口及姓氏”,反映一地民众的基本情况、日益引起关注的姓氏宗谱情况以及适当的社会阶层分析情况。“人民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他们的疾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成绩单。“就业及劳动保障”,反映新时代的劳动者、劳动关系以及他们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复杂过程。“精神文明建设”,反映各行各业创建文明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为人类思想留下生动的历史片断,这是历代方志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著作(艺文)”,详细收录当地著作、文章、地方志、碑刻、文艺作品等,成为记载精神产品的大宝库。

 

加快史志事业信息化建设步伐,

为跨越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孙燕宾

一、加快史志事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史志工作者以自己的辛勤耕耘推动了史志事业蓬勃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遍运用,随着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家庭上网、校园网、中国数字图书馆等信息化建设工程如火如荼的开展,按传统理论和方法开展工作的史志事业逐渐显现出种种弊端和不足,事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形势和社会的发展,滞后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滞后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大量辛苦编纂的史志书籍,作为全面丰富的地情信息资源不能被广泛地利用,一方面与人们对史志这种传统的信息载体知之甚少有关,但根本的还是史志信息载体缺乏可使用性,提供信息服务手段落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征集的丰富资料及编写的史志书籍、年鉴、地情丛书等,由于成本昂贵、检索查阅携带不便等种种原因,往往发行量甚少,问津人寥寥,大量丰富的地情信息资源被束之高阁,不能面向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投入与产出相差悬殊,极大影响了史志事业前进的步伐。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史志工作的新突破、新跨越,无疑信息化是一个新的着力点。

党和国家对加快信息化与社会各项工作的融合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规,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将信息化建设列入各级地方志机构的职责和任务中,全国、省两级党史、地方志工作会议都确定把加快史志数字化、网络化建设作为新时期史志工作的一项重点工程来抓。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面对挑战,抓住机遇,让史志事业借助信息化的机遇插上实现新的腾飞。

加快史志事业信息化建设,史志编纂工作指导思想必将随之发生质的飞跃和变革。史志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将走出仅仅满足于搜集历史资料,每年编几本书的狭窄格局,更加注重立足社会、服务当代,注重面向国际国内市场,在广阔的范围内寻找拓展工作的切入点、事业的生长点。

加快史志事业信息化建设,史志工作的运转舞台必将更加宽广和开放。充分发挥已拥有的并不断丰富的历史资料信息资源优势,搜集提供最新社情服务,以丰富多彩的多媒体手段,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镇江网络地情信息中心,使信息化的史志不仅成为领导者和研究人员案头的工具,而且可以让社会各界、广大民众各取所需,从地情中心获取工作、生活和学习的信息资源帮助。除了国内市场外,镇江地情信息网还将面向国际市场,为宣传镇江,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为镇江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镇江提供服务。

加快史志事业信息化建设,史志工作编纂方式必将更加先进和快捷。信息采集、整理、研究、编纂、传播的流程将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实现变革,更加注重效率和时效,更加注重社会需求和反馈,从而减少史志信息的无向传递,提高史志编纂水平,促进史志事业走向繁荣。

二、外地史志信息化建设情况

随着网络时代的大发展,信息化建设在史志系统得到发展和应用,建设地情信息中心网站是史志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一些省市县相继建立省、市、县情网并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其中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信息化建设基本形成以"三网一库"(办公室局域网、“上海通”网站、市公务网地方志网站、市地情资料电子文档总数据库)为主体的“上海市地情资料库”信息化网络架构,“上海通”网站数据库入库资料已达2亿多字。网站内容涵盖上海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地情资料,堪称“上海百科全书”。 信息化工作形成很好的发展局面,即:信息化工作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完善;地情资料数字化、网络化的手段丰富;“上海通”网站的容量、浏览量和知名度提高;工作人员的信息化应用水平提升,懂得地方志信息化、网络化知识的人员队伍扩大;信息化对读志用志的推动作用显现。“中国龙志——黑龙江省情信息网”在13地市建立市情信息网站,在67个县(市、区)建立信息子站点,录入省志1009000万字,地市县志鉴406000万字,开设“方志论坛”和“在线修志”系统,并在“东北网”上开通“省情”频道。“江苏省地方志”网站于20061230日正式对外开通试运行,内容主要包括志鉴动态、志书和年鉴、地情书、史志杂志等,江苏省地情信息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南京、常州、扬州等12个省辖市已开通史志网站,但与外省市相比,江苏史志信息化建设在规模、资料数据、操控功能、影响力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

三、我市史志系统信息化建设状况

镇江市史志办信息化工作起步较早, 2000年起镇江年鉴内容逐年上网;加强信息数据化建设,整合首轮志书、旧志、《镇江年鉴》(19922006)汇刻成光盘;使用最多的还是利用电脑进行文字编辑、资料搜索等基本应用。总体上看全市史志信息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制约发展的因素。一是镇江市史志信息网站还在规划阶段,辖市(区)除丹阳史志网站已建立外,其余均未建立信息网站,丹阳史志系统的网站,功能主要是部门宣传网页,地情信息资源很少且不能定期更新。二是信息电子数据化工作基础较差,据调查全市史志系统2000年以前的出版物大部分没有电子文档,2000年以来全市出版各类书籍57种,其中保存有电子文档的36种,未保存电子文档的占比近40%。三是人员队伍与信息化建设要求还不相适应,全市史志系统77名专职人员,其中参加过电子政务培训18人,熟悉网页制作、上传、管理的仅有7人。四是信息化建设经费尚未纳入财政预算。

四、加快全市史志信息化建设的建议和措施

   史志信息化建设是项崭新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工作要求高,科技含量高,为顺利推进史志信息化建设,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和措施:

   1.加强全市史志信息化建设领导。对史志信息化建设明确分管领导和责任处室,在重点做好市史志信息中心建设基础上,对市、辖市(区)两级史志信息化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统一指导,统一培训,通力协作,联动推进,形成史志信息化工作的整体合力,为史志信息化建设的科学化、正规化、制度化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2.加快信息数据化工作。信息数据化是建设地情信息中心的基础工作。要重视做好出版物定稿后的电子文档保存工作,《镇江年鉴》从1994年开始坚持从印刷厂拷回磁盘,加以保存,为年鉴上网省掉了大量繁重的录入和校对工作;要大力提倡无纸化办公,积累电子信息数据,指定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电子文档。其次要安排人力物力对准备上网的信息资料进行数据录入工作,做好网站建设信息数据基础工作。
3.做好信息化人才培养工作。信息化工作面广量大,需要史志系统全体人员的通力协作,地情资料搜集整理和数字化录入工作更需要全办工作人员的配合与协作,单凭一个处室和个别人的力量很难将此项工作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必须加强史志信息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开展信息化知识培训,打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尽快建设一支爱岗敬业,即精通史志专业知识,又能较熟练运用计算机进行信息管理服务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地情信息网建设,为史志工作的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4.将史志信息化建设纳入政府电子政务工程,解决信息化建设经费问题。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史志信息化建设是政府史志工作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经验表明史志信息化建设必须取得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例如山东省政府将山东省省情资料库作为政府办公信息资源库的一个重要分库列入十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并将地情资料库、地情网站的硬件配置、软件升级、人才培养、项目开发等纳入全省信息化发展的统一规划,全盘考虑,有力推动了山东省情资料库、省情网站的建设,随着山东省史志信息化系统的服务领域不断扩大,山东省政府将史志系统信息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一五”发展规划,更加有力地促进了山东史志系统信息化建设的全方位发展。镇江市地情信息中心已纳入政府电子政务工程统一招标建设,辖市(区)的地情中心建设建议统一列入政府电子政务工程,建设及运转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史志信息化建设是史志工作适应时代、服务社会、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次良好机遇。我们要提高认识,更加自觉地投入到加快史志信息化建设的工作中去,充分开发史志系统所拥有的“地方百科全书”和“地情资料库”的资源优势,通过创建地情信息中心构建一个友好的、共享的地情信息数据平台,全面展示镇江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风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决策、地情研究,人民群众,促进文化强市建设,为镇江市实现跨越发展作出新贡献

浅议编史修志过程中的资料工作

我市中共镇江党史二卷本(194910-197812月)的编撰工作在完成初稿的基础上,已对初稿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镇江市志(1983-2005年)》各承编单位的初稿撰写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的单位已经完成初稿的撰写任务。在这一编史修志过程中,资料工作自始至终贯穿于其中,体现出它的基础性、重要性和关键性。

一、全面、科学地收集资料是编史修志过程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中共镇江党史二卷本,是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镇江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和粉碎“四人帮”后,如何战胜艰难曲折,不断总结经验,深刻吸取教训,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长篇著作,其内容需要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料来映证;镇江市志是记述和反映改革开放后镇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与现状的科学资料著述,具有地方性、时代性、综合性和资料性等特征,而资料性是志书的本质属性。因此,我们要撰写一本丰富多彩的中共镇江党史二卷本,编纂一部镇江的精品良志,就必须掌握丰富、翔实的资料。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万丈高楼平地起,而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是靠坚实的钢筋基础和一砖一瓦砌起的。丰富、翔实的资料就如同巧妇手中的米,就如同能工巧匠手中的钢筋和一砖、一瓦、一木,如果不能掌握,我们的编撰工作也就成了无米之炊、无根之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全面、科学地收集资料是编史修志过程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全面,就是要做到该收集的资料应收尽收,不拉、不漏、不掉,做到种类齐全;科学,即掌握科学的收集方法和途径,可以要求有关单位和部门提供相关资料;或到档案馆查馆藏档案,翻阅各种书报、刊物、杂志等;另外,需采访重要人物和利用记算机上网查找等。

二、资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编史修志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编撰人员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和科学的方法收集到大量的文字资料、数据资料、图表资料、音像资料、软件资料及口述资料等以后,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像沙里淘金那样得到我们编史修志所需的资料,就必须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认真的整理、研究和分析。

由于资料来源广、种类多、数量大、时间跨度比较长,资料中难免会存在一事异载、一题几说、真伪相间、正误互见等问题;而且有的资料对我们编史修志来讲是有用的,有些可能是没有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因此要对资料进行严格的核实、甄别、考证、校正,还要对资料进行分类、比较、归纳、综合等。只有通过对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加以整理和分析研究,才能使资料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才能使资料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当地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才能客观地表现事物兴衰起伏的发展过程和有机联系,才能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因此,资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编史修志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科学、合理地运用资料是编史修志过程中的一项关键性工作

党史和地方志工作均起着资政、育人、存史的功能。我们编写的中共镇江党史二卷本和镇江地方志书,均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具有权威性、史料性、价值性、使用性和可读性,要充分发挥资政和宣传教育的巨大作用,要成为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要编写成功这样一部精品、一本良志,就必须科学、合理地运用资料,要使资料观点明确、记述合理、表述准确、运用得当、详略适宜,一定要避免“拿来主义”,不能将资料不加选择地堆砌起来,这是编史修志过程中的一项关键性工作。

如何科学、合理地运用资料?首先,要有正确的观点。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来考察历史、分析历史。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问题、认识问题,从而做到目光犀利,见识不凡,观点鲜明。要正确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要像高屋建瓴般地那样来选择资料、运用资料,做到论从史出、论而有据。其次,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掌握科学分析的方法。要正确认识建国后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正确把握时代的中心内容和特色,选择和运用能够准确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真实面貌的资料。另外,要了解和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通过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新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形势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密切联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水平和编写能力,编撰出符合科学、符合实际的中共镇江党史二卷本和镇江地方志书。

 

               20097

首轮修志实践对二轮修志的启迪

 

 句容史志办 朱延生

 

句容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句容县志》,版面字数144.5万字,26页彩图。1994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年12月,《句容县志》荣获江苏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本人19878月从部队转业去句容县志办任主任,有幸参与组织《句容县志》的编修。之后,句容市史志办编纂《茅山志》,在金坛市志办的帮助下,《茅山志》荣获江苏省地方志优秀成果特等奖。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对二轮修志有什么启迪?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       学习、调查、研究,是修志人员必备的基本功。

搞好学习,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之首,修志也不例外。我在部队团政治处做过几年文字工作,而且是我部主力“笔杆子”,心想编写资料稿有什么难的,到县志办工作后,接触到志稿编写,其实不然。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写惯了常用文书的我,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呢?我就向办公室的老同志学习,认真阅读句容旧志,以及《如东县志》等,找出志书的文体与常用文书的不同,自己还有意识地承担部分志稿撰稿工作。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告诫我们,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要想掌握志书这种文体,也必须自己动手写一写。这次二轮修志,多数修志人员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文体,有一个学习、实践、适应的过程。只要我们善于学习,不耻下问,不怕反复改稿,掌握志体的编写并不困难。修志做的是向后看的工作,即过去的史料,但必须学习时事政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即修志“凡例”规定的指导思想,就二轮修志而言,要学习党的十七大文献,特别是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志书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等各个方面,所记的资料是否符合编志的指导思想,是否符合党的政策,是否符合保密规定,没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及较宽的知识面,就易出差错。

搞好调查,是修志的基本任务。首轮修志,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可以负责任地说,是一次全面地、系统地、过细的县情调查,144.5万字的《句容县志》,是1985年底前,句容县情的真实记录。二轮修志,又是对省情、市情、县(市)情的全面调查,摸清2005年底前,省情、市情、县情的真实情况。修志调查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查阅文档,这是最主要的形式。这20年,史志部门出版了不少史料书。如年鉴、解放五十年、改革开放××年,诸如此类的史料书。为二轮修志作了资料上的准备。二是走访当事人。这次续修是记录最近20年的事,多数当事人都健在。许多生动的具体的史料,档案里并不一定能找到,走访知情人就解决了。三是上网找资料。现在不少文字资料都上网了,如报纸、统计资料、志书、年鉴,上网查找是又快又方便。2006年,我帮句容市人武部编写军事志,驻句容某部1975年前部队代号叫什么,部队军史记载叫“7097部队”。我原所在部队与这个部队是一个大系统,当时南京军区陆军代号第一个数都是6字,怎么会是7字呢?我从这个部队有一个战士叫王金虎,1972年为抢救13名群众不幸被大水冲走,光荣牺牲。当时《新华日报》作过报道。我通过女儿上网输入王金虎的名字,从网上了解到王金虎所在部队代号叫“6450部队”,原来,这个部队20世纪50年代初在福州军区的代号是7097部队,50年代中期移防到江苏,即到南京军区后改代号为6450部队。

搞好研究,是修志人员提高志稿质量的重要手段。19907月,《句容县志》总纂编辑到位后,在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县情大讨论,明确什么是句容的特色,初稿中对句容的地方特色突出了没有,如何在总纂稿中突出地方特色。句容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原来农业篇是按农艺为类设章,担任该篇总纂的原县志办副主任史新提出以实体设章,把粮食生产单设一章,这样有利于反映特色,这种创新的篇目设置,得到省有关专家的首肯。二轮修志,我们研究的问题很多,但有几个共性重点问题必须研究。如省情、市情、县情、乡(镇)情、局情研究;篇目研究;地方特色、时代特色研究等。

二、资料工作,必须在实、全、特上下功夫。

收集资料,关键是收集真实的资料。真实是基础,资料惟有真实,才有价值。志属信史,必须实事求是,求实存真。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是志书的灵魂和生命。一般说来,我们收集的资料大多是真实可信的,但也不能排除有的资料的虚假成份。资料未经核实不能入志。首轮修志,句容民政部门提供了烈士名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就发生了问题。环城乡在核对烈士名录时,发现有二位上了“烈士表”的从台湾回句容探亲来了,原来这二位“烈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被俘,部队认为他牺牲了,其实他俩去了台湾,我们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删掉了这2名假“烈士”。二轮修志,产生资料的年代较近,易核实。但有些资料,如数字资料,有些领导为了显示政绩,统计数字掺水份,如何挤干有水份的数字,有一定的难度。

资料全,是地方志特性所需要的。只有资料全,才能从系统地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句容县志》教育篇,把1985年底前所有中小学记录在书,现在中小学撤并很多,为我们了解学校的变化提供了帮助。明《弘治句容县志》,把句容的自然村都记录下来了,为后人了解句容居民居住地变化及历史提供了帮助。这次《句容市志》续修,准备把全市所有的自然村名,全部入录上书,为后人了解自然村变化提供资料。

特色资料,即事物的个性资料。通过特色资料,来反映一事物的个性特点和深度。《句容县志》在介绍“春城乡”时,用了“全乡总面积93.6平方公里,是全县区域面积最大的乡镇”这个面积资料,这22个字的资料介绍春城在全县面积最大,反映春城的个性之一。志书续修,实际上就是收集整理一地有个性的资料,来反映一地的真实情况,为人们认识研究提供帮助。缺少个性资料,人们也就无法弄清该事物的真实面目。

三、突出特色,始终是志书编修的一个重大问题。

修志好比画像,画出像个人并不太难,但要画出像某个人就难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特征,好比每个人的指纹信息都不一样,通过指纹信息就可以判断你是张三,他是王五。我们修志,就是要把一个时间段一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等各个方面有特点的信息记录下来,让后人来了解研究这段历史。首轮修志,句容县志办在反映地方特色上作了一些探讨。《句容县志》一共28篇,我们在研究句容县情后,讨论了哪些篇更能体现句容的地方特色呢?句容的工业较落后,农业在全省是领先的,农业篇应是特色;句容是古都南京的东大门,战略地位重要,是重要的古战场之一,句容又是茅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军事”篇应有特色;句容是全国水利先进县,“水利”篇作为县志特色篇来安排的;句容是五教齐全,尤其是茅山道教,名扬海内外,宝华山隆昌寺,被誉为“律宗第一名山”,“宗教”篇是句容的特色篇。从省及镇江市方志专家对《句容县志》志稿评审后,对句容上述特色篇的评价较好,认为在反映地方特色上下了一定功夫。二轮修志,在反映地方特色上,就是要反映一地的个性,或者不同于他地的东西。有人形象地比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时代特色。二轮修志的最大特点是改革开放,首届修志,改革开放也作了一些记述,但只有几年时间,志书下限至1990年的,也只有12年时间,这次二轮修志,从续修的角度看,整个时间段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句容看,从1986年至2008年,是句容在改革开放中发生巨大变化的23年,是句容历史上最辉煌的23年。要把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特色反映出来,并非易事。要从各个方面,从一些关节点、具体事上,反映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

反映特色,其方法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在篇目上注意反映特色。常用是升格法和首位法。首轮修志,我们将旅游内容只在“文化体育”篇“文物胜迹”章“名胜景点”节中作了记述,这次《句容市志》续修,句容市史志办将旅游作为独立的篇,为什么呢?因为旅游是句容的一个地方特色,这23年发展很快,句容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两个4A级国家级旅游风景区。二是选用有特色的资料。地方志是用资料说话,是否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要从资料上体现。三是运用好“专记”这种文体,把具有典型性的特色资料,在有关章节中设置“专记”附录,从点上详细反映具有代表性的特色资料。四是在图照上注意选登有特色的资料。图照资料更直观更形象化展示特色,图文并茂,更能体现特色。

四、服从全局,坚持“全志一盘棋”的思想十分重要

首轮修志,句容从1983年筹备到19941月出版,先后经历11年,其中从筹建组织到19907月《句容县志》开始总纂,经历8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间了。《句容县志》初稿编纂阶段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呢?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人们对地方志的重要性及其特点缺乏了解,修志工作搞搞停停,修志人员经常更换,修志组织时有时无,这就带来各单位修志进度差别大,1987年底及1988年初,邮电、交通等单位已形成县志初稿,但到1987年底,还有不少单位无人从事县志工作。句容金融系统开始是动的较慢的单位,后来由人行牵头,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初稿编写。金融系统修志工作由后进变成先进。这次《句容市志》续修,资料涉及乡局级以上单位一百多个,一百多万的成书志稿,需要一千多万字,甚至几千万字的资料稿,如果一个单位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就会拖全市修志的后腿。

树立“全志一盘棋的思想”,从首轮修志的实践看,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篇目上要服从全市拟定的统一篇目。一部志书,总有它自己的谋篇布局,拿《句容市志》篇目说,它是从句容全市角度考虑,不是按单位级别大小来分配的,篇目是总纲,各单位必须服从篇目。篇目是可以修改的,而且在编写过程中,直到出书前,篇目始终处在修改之中,但各单位修改篇目,必须与市史志办商量,只有大家按篇目行事,才能保证预定目标的实现。二是组织上要有专人从事修志工作,从首轮修志实践看,一般退下来的老领导、老同志、身体尚好,文笔较好的同志较为适宜。修志人员一旦定下来,不能换来换去,要保持稳定,防止工作脱节。三是工作上要互相支持,你单位需要的资料我单位有的,尽力提供帮助,本单位没有的,知道怎么能找到,提供信息帮助。

试析年鉴人物部分有关问题及其编纂方式

 

句容史志办 倪定胜

 

“人物”是年鉴的亮点之一,但笔者在编纂或翻阅年鉴“人物”内容时,觉得无论是其收录还是编纂方式,都有需要调整或改进之处。本文拟就这方面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

“人物”部分的有关问题

“人物”部分的问题,主要有记载的形式、内容和编纂人员方面的问题。

形式和内容方面的问题,一是记载比较分散。一般年鉴都有“人物”类目,同时,在鉴首“概况”部分一般又都设“组织机构及领导人名单”。另外,在其它类目,有的以条目形式记载人物及其事迹。二是收录不周全。首先,名录缺项。一般年鉴仅设“组织机构及党政领导名单”,其它如党代会、人代会、工代会、团代会、妇代会、学校、企事业单位、外来单位,特别是中共县(市)委委员、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等名单基本没有记载,部分单位主要是政府工作部门、群众团体、直属单位中的党委、纪检委、党组、纪检组等领导没有收录。其次,当地做出了一定成绩,且有一定影响的“小人物”很少记载;被当地有关部门依法定性,且对当代或后代有一定警戒作用的反面人物基本没有记载。第三,本籍在外工作或本地引进的优秀人才基本上没记。第四,在记述方法上,缺少情节生动、内容相对完整、形式活泼的以事系人式的人物记载,诸如人物专访、名人轶事、文摘、成果选登等。三是从体例看,“人物”类目缺少“综述”分目的设置;检索系统中“人物”名单比较分散,不易查找。

“人物”存在的问题归根结蒂是编辑人员的问题:一是观念滞后,或受“生不立传”思想影响,不想或不愿超越规范记载“人物”,“小人物”不愿意记,反面“人物”不敢记,与党政无关的想不到记,与企业或市场沾边的,则认为商业气太浓或不严肃忌讳记,以致“人物”收录范围不广,层次不多,政治色彩不浓。二是“人物”资料来源局限性很大,以致资料水分多,信息量不足。年鉴资料大都依靠行政人员供稿,负责任的尚能提供比较详细的资料,否则只能是应付。同样,编辑往往是等稿上门,来什么编什么,质量不高的来稿自然是干巴巴的。三是年鉴部门缺乏经营意识。一般来讲,年鉴涉及的“人物”越多,发行面就越广,社会影响就越大,经济价值就越高。四是鉴后工作重视不够。现实中年鉴的宣传和读鉴、用鉴等工作普遍滞后,年鉴出版后往往无声无息,甚至连书中“人物”都不知道自己已 “名垂青史”。

“人物”编纂方式的几点思考

一、更新观念,立足市场,打造新型“人物”

年鉴是“官书”,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人物”亦是如此。如果年鉴只有政治“人物”,充其量只能是机关、乡镇秘书为领导写稿的案头工具,不可能是真正成为“工商必览、家庭必备、学生必读、社会必有”。因此,年鉴“人物”的选录必须放下“官书”的架子,突破传统的框框,适应市场,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大范围、多层面地选录“人物”,增加信息量,增加读者群。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文化素养的“人物”,他们也想宣传自己,这给年鉴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各种途径宣传年鉴,提高知名度;另一方面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与有经济实力的企业联合办鉴,比如可以以企业的名称给年鉴冠名,同时在“人物”中对其负责人及其企业、产品加以记载,这样年鉴也取得了除政府财政以外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扩大影响。

二、科学设置,精心编排,丰富“人物”内涵

“人物”是构成年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框架、体例、选题以及资料的组织等方面必须科学设置,精心编排,内容丰满而不庞杂,层次清晰而不凌乱,重点突出而兼顾全鉴。

增设“综述”。年鉴的各类目一般都没有“综述”使读者对该类目的内容有总体认识和了解,也是引导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导语。“人物”增设“综述”,既是体例上的统一完善,也可以对本地这方面的情况作一总体概述。

集中记载。年鉴“人物”的记载除“人物”类外,在鉴首“综述(概况)”和其它类目中的零星记载,显得相对分散;而且,“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名单”不是放在“党政社团”,而是放在“综述(概况)”也不见得合理;另外,“人物”中也有“党政领导”一目,明显重复了。因此,我认为将全鉴中的“人物”归类合并记述,无论是从体例,还是从方便读者使用的角度看,都是可取的。

多层次表述。“人物”类目,可分栏设置,多层次表述,富含信息量。如传略。包括“逝世人物”,革命烈士,见义勇为称号获得者,县(市)级党政军领导,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英模,国家级会议代表,知名人物,荣誉县(市)民等等。名录。包括组织机构及领导人名单,县(市)级各种会议的代表,规范企业主要负责人,学校主要负责人,乡镇卫生院以上各类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学校主要负责人,各类民间机构负责人,驻地单位(保密因素除外)主要负责人,在外乡贤,引进人才,当年高考录取本科以上的学生。人物表。记载获得省辖市以上表彰的各类先进人物,副高级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以及三等功以上的优秀军人。“凡人小事”栏目。在三个文明建设中涌现出的感人的、有教育意义的,更能拉近年鉴与读者的距离。“警钟长鸣”栏目。年鉴一般不收录反面人物,一是编者怕惹麻烦,二是可能认为记载反面人物是史志的事。但无论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还是从年鉴自身的功能定位看,这种认识都是片面的。年鉴应是当年地情的全方位的科学的记述,否则就不能成为信史。反面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能发人深省。因此,年鉴适当收录一些已被当地有关部门依法定性的人物更容易引起人们警觉,更有教育意义。

三、广开渠道,建立网络,博采“人物”资料

资料的价值决定了年鉴自身的价值和读者对它的认同度,“人物”资料也是如此。如前所述,目前年鉴资料的来源局限性很大,直接影响质量。为此,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取得可信、可用的“人物”资料。

加强行政供稿的力度。行政供稿是目前“人物”资料的主要来源,但质量参差不齐。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一要依靠政府,发好征稿文件,开好征稿会议;二要明确撰稿人、分管领导及其职责;三是努力提高编纂人员自身素质,加强对基层撰稿人员的业务指导;四要建立激励机制,定期展开资料质量评比,对按时按质完成资料编写的供稿人员给予奖励。

推行采编制。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决不能等稿上门,“坐享其成”,否则肯定要影响进度,影响质量。年鉴编辑部及其供稿人员要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地采集资料,丰富稿源,提高质量。

建立供稿网络。除了行政供稿和编辑人员采编之外,我们还可以扩大视野,分析资料源,建立定点、定人、定期、定量的供稿网络。如新闻单位、政府机关有了解、掌握资料的优势,编辑部可以在这些单位聘请特约供稿员,为年鉴提供资料。还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有的放矢地搜找线索约请有关领导、专家撰写资料。通过这些方面,可以逐渐建立一支稳定、高效的供稿队伍,源源不断地取得有实用价值的信息资料。

试述新三团在茅山抗战中的发展及其作用

 

句容史志办 唐淑萍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起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成长壮大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成为抗日民族战争中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同志就建立根据地所需条件中指出:从事游击战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①。为此,新四军挺进江南后,非常重视地方武装的建立和发展。

新三团在茅山抗日战争中得以发展壮大

一、茅山地区在抗战初期逐步建立了新三团

抗战爆发后,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淫、掳无恶不作,民不聊生。柘溪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巫恒通,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便自发组织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随后新四军在江南也点燃了抗日峰火,使他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特别是陈毅等同志在茅山地区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更是有声有色,捷报频传,使巫恒通大受鼓舞。他决心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中来。于是,他于1938年底,途经丹北,在走访昔日同学、丹阳游击纵队司令管文蔚时,恰逢陈毅在管文蔚处视察战事,经介绍得与陈毅会晤,当即他们彻夜长谈。陈毅分析了句容地形和位置的重要性后,勉励他果断为之。巫恒通欣然受命回家乡组建地方抗日武装。

巫恒通串联了卢肇熙、糜志立、倪道成等几位教师及其胞兄巫全仁立即行动,在家乡经过宣传群众、联络亲友,筹借枪支等一番活动之后,组织了20多人枪后,成立了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与此同时,洪天寿在新四军民运干部曾昭墟的帮助下,将组织的一区东昌、青山乡的自卫队,后加上茅庄乡,称为三乡自卫队。茅山地区的抗日武装就这样逐渐的开始萌芽了。

他的队伍由于组织者都是些知识分子,缺乏军事斗争和政治工作、组织领导经验,加之编制杂乱,又不懂得怎样发动群众,发展壮大队伍,不会争取团结社会各阶层力量。至于如何开展对敌斗争,更是一筹莫展。因而,初步建立起来的这支民众抗敌自卫团,虽有抗日激情,但力量太小,且不巩固,要想打击敌人,战胜敌人就迫切需要得到新四军正规部队的帮助和指导。正在这关键时刻,陈毅在溧阳东会村邀约巫恒通以及一些地方有名人士一起到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会晤面谈。他们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在巫恒通汇报了抗敌自卫团情况之后,陈毅司令员谈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坚持江南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地方武装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并表示希望巫恒通及其所领导的抗敌自卫团在坚持敌后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毅司令员建议他们要充分发动群众,积极扩大武装队伍,建立地方政权;要做好统战工作,争取团结开明士绅以及各阶层爱国人士参加抗日;要争取和分化地方杂牌武装,打击土匪和恶势力,巩固地方治安;要把工作做到敌据点里去,分化和争取敌伪人员,坚持打击罪大恶极的汉奸。陈司令的一席话在巫恒通心里拔亮了一盏灯,他当即表示,决不辜负陈司令的厚望,一定要把斗争坚持下去。为此,陈毅指派曾昭墟帮助其整顿和扩大队伍。将巫恒通、洪天寿等一些武装合编为句容县东北区国民抗敌自卫团,下辖1个大队,2个中队,4个小队,由巫恒通任团长,曾昭墟为参谋长,洪天寿为大队长。

巫恒通、洪天寿等在句容县东北部地区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根据陈司令的指示,大力发动群众,扩充武装力量,开展对敌武装斗争。在新四军所派干部的协助下,逐步建立了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制度。加上老一团八连配合行动,士气大振,各方面工作大有起色。他们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了一些乡保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开展联络工作,不脱产的游击小组、情报网四通八达。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开明绅士,邀请他们共商抗日救亡大计,促使他们在筹款、筹粮、动员参军等各项工作中作出贡献。积极开展各种形势的对敌斗争,配合主力攻打敌据点,以及破坏敌人交通和通信线路。打击汉奸、敌伪人员,镇压怙恶不悛、民愤极大的汉奸,有的抓来经过教育交保释放,有的约会面谈,交待政策,晓以大义,迫使其转向抗战,为我出力。经过努力,句容县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团结抗战的新局面。部队由原来的1个大队,相继发展到争取过来的地方自卫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的5个大队,300余人枪。

新四军第三团调回皖南军部整训后,巫恒通领导的句容县东北区国民党抗敌自卫团成了一支能够替用的地方武装,活动范围由句容、镇江边区扩大到句北和江宁,19401月又改称为镇句江国民抗敌自卫团。为适应新形势需要,巫恒通部受命南行,到达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所在地竹箦桥进行整训。经过短期整训,淘汰了一些混进队伍来的本性难改的封建余孽、土匪残余等不良成份,进一步纯洁了队伍,并进行了政治教育和新四军优良传统教育。54,以第四团第二营第四连(原二支队侦察连)为骨干,与巫恒通团合并改编为新四军新三团,正式编入新四军的战斗序列②。仍由巫恒通任团长,曾昭墟任参谋长(5月下旬由傅狂波任参谋长),彭冲任政治处主任。全团下辖2个营,一营营长为洪天寿,二营营长为陈沼恒,600余人。

二、在战斗中新三团逐渐成长起来

随着抗日斗争的不断深入,巫恒通领导的新三团也随之逐渐地壮大起来,主要由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以原老三团活动的江、当、溧等地区为基地,坚持长期抗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对新三团的发展极为关心,多次调派人员,充实力量,除团部的参谋、政工人员外,还向各营连派进了军政骨干,又编入一些茅山地区的地方部队,编制扩大到3个营,共有1300多人,此时由熊兆仁接任参谋长。

巫恒通率新三团在茅山麓,南京郊地区开展抗日斗争。1940615,陈毅决定江南指挥部北移,不料被顽军发现。18,入茅山腹地的顽军2个团进抵西塔山时,新三团作为预备队配合新四团和新六团在西塔山参加了反顽战斗,战士们个个身先士卒,克敌制胜,对挑起战端的顽军坚决予以还击,首先将挺进第五团击退,随后第四十师1个团也被打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钟国楚率新四团1个营的掩护下,乘机安全北移茅山。

 913,日军分数路来扫荡,六十三师2个团和挺进军1个支队却一触即溃,从西、倪庄、石马桥、茅麓一带败退下来后,只顾各自逃避,以至溃不成军。这时新四军新二支队司令部特务连和新四团2个连驻高庄一带,为了配合六十三师作战,决定先打从丹阳、延陵等据点来犯的敌人。在副司令员廖海涛的指挥下,与新三团一营共同作战,将日军引向高庄堤下予以痛击,取得了重大胜利。

新三团在石马庙附近宿营,遇有100多个伪军企图对他们包抄偷袭,巫恒通沉着指挥利用有利地形,率领全团指战员同心协力,拉开队伍,分散迂回合击敌人。经过激烈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40多人,缴获机枪1,掷弹筒2,还有长短枪6支和子弹200余发。对于新三团来讲,这次战斗规模较大,影响深远,它又一次有力地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斗志,坚定了我军抗战必胜的信心。

 他组织的民众抗敌自卫团,尽管队伍很小,人数不多,但纪律严明。一次行军中看到有人抄近路踏坏群众庄稼,他便立即就地对部队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巫恒通带兵打仗,爱兵爱民,在行军中发现战士生病,他把自己的军马让给战士骑。1940年的冬天,团部驻何庄,巫恒通看见一位贫苦老大娘无儿无女,棉被破烂,遂将自己用的一条黄色军毯送给老大娘御寒,因而颇受群众欢迎。加上巫恒通曾是教育界名流,在当地有一定的声望,这支队伍在当地影响较大。

三、在逆境中走向成熟和发展壮大的新三团

19411,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顽固派即调重兵进入苏南,企图与日伪军夹击我抗日武装。由于江南指挥部大部分已经随陈毅、粟裕同志渡江北上,发展苏中根据地,茅山根据地也进入了一个艰苦的抗战斗争时期,新三团在失去主力支持下,与敌人重兵连续奋战。因此我军在茅山地区的实力迅速下降,活动范围日益减小。新三团驻在行香上庄,宝堰据点日军接到汉奸报告,日军中队长冈奇带领队伍前来扫荡。巫恒通得到情报后作了认真的准备。他一边指挥地方机关转移,一边指挥部队进入阵地埋伏。当日军队长冈奇在马上耀武扬威地指挥日军扑过来,钻进了为他们设好的伏击圈时,巫恒通指挥部队一声令下,轻重武器一起开火,首先将中队长冈奇射落马下,并打退敌人几次冲锋后,又乘胜追击,给敌人以重创。事隔几日后,敌人不甘心失败,纠集人马前来报复,在石头岗再次袭击新三团,这次使二营遭受重大损失。三营在金丹边活动时也遭敌袭击,营长凌学诗贪生怕死,以为大势已去,便胁迫一个排携带短枪18,到宝堰敌据点叛变投敌,三营彻底解体了。经过这次打击,团部和一、二营仅剩下200余人,难以在茅山地区坚持斗争,只得撤往长地区休整。茅山就只有独立营和少数地方武装仍在坚持,但独立营也同样损失惨重,为时不久也解散各自回家隐蔽。不过解散前仍挑选青年干部17,组成一支干部短枪队,队长蔡啸、指导员周峰都是原独立营(营长樊绪经)的连长、指导员,任务是保护特委和四县抗敌总会领导机关,配合各地抗日武装开展游击,并保持江南通往江北的秘密交通线,护送电台、重要文件和高级干部过封锁线等。他们在克服艰难困苦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中,还不忘对伪军、伪乡保长进行瓦解和联络。在皖南事变后首次引诱东荆塘日伪军出击,乘其据点空虚,突然袭击据点里的毫无戒备的日军取得重大胜利。他们用行动表明,坚持抗战斗争的决心。这在当时为坚持抗战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同时也大大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日士气。

1940527,顽军出动8个步兵营和1个迫击炮营,由第四十师副师长亲自指挥分左右两翼和中间纵队,再次向黄金山新四军进攻。但是当连续发射100多发炮弹发起总攻后,才发现黄金山上只有少数新四军在牵制进攻,而隐蔽后山的四十六团一、二两营和教导大队、旅部特务连一齐发起反击,四十七团一营则从正面顶住顽军加以阻击。顽军不支溃退,新四军左右两路追击,左路在拦击中俘虏150多人,毙死2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120多支,子弹1万多发;右路在追击中毙伤100余人,20多人,缴获机枪、步枪20余支③。黄金山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对巩固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就在巫恒通率新三团与敌寇作战的艰险岁月里,不断传来家人不幸的消息。巫恒通兄长巫全仁,1940年除夕,率队驻行香东厢村,因汉奸告密,遭日军袭击,英勇牺牲,其嫂子身怀六甲也未能幸免,惨遭日寇剖腹而亡;弟弟巫恒达于19412,新四军二支队驻宜兴和桥遭日伪军袭击,在西施荡突围战中壮烈牺牲。巫恒通的家眷由于受其牵连,被日伪军抄了家,四处避难。在一个除夕之日,其幼子巫健柏随母亲投住亲友家,被日伪军发现,掳到句容城作人质。巫恒通得悉这一切十分伤痛,但面对国恨家仇又激起了巫恒通坚决、彻底打败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决心和毅力,誓为民族和社会彻底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

巫恒通赠给第四团副团长(政委)钟国楚照片时,在照片背面题诗述怀:南京郊,茅山麓,铁蹄下的群众,纷纷的觉悟了,卷到抗战的大漩涡。投笔从戎,献身革命,斗争了一年形成划时代的我!继续坚持着,抗日、反汪、反封建,目的在求民族和社会底解放,准备流最后一滴血,高唱凯旋之歌!这首诗真实地表述了巫恒通当时的心境。

遵照中央军委及新四军军部和第六师师部命令,江南新四军新三支队(即新江抗,19412月改称新三支队)整编为第六师十八旅,江渭清任旅长兼政委(后温玉成为政委),下辖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团,不久又增加了第五十一团。19414月上旬,谭震林从东路到达宜兴闸口第二支队司令部,宣布第二支队整编为第六师第十六旅,罗忠毅兼任旅长、廖海涛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胜任参谋长,下辖第四十六团(原新四团)、四十七团(原新三团和丹金抗敌自卫团合编而成)及独立第二团(后于8月组成了第四十八团)。四十七团仍由巫恒通任团长。不久,茅山、江句地区成立苏南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巫恒通调任苏南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长。194196,在句容二区中心乡相巷大坝棚子,由于叛徒告密,他不幸被俘,经过8天拒医绝食后,914日壮烈殉国,时年38岁。

新三团为新四军的成长壮大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新四军发展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地方武装,在极其艰苦险恶、极端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开辟了一块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处女地。它的创建,起到了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作用。

新三团由地方武装上升为部队主力之前,经历的是一个创建、成长和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一切都离不开陈毅等领导人直接关心和多次派主力部队帮助,才得以向前发展。新三团在茅山地区抗战起到主力军作用,它的成长无疑标致着茅山地区的抗日力量迅速发展。特别是西塔山、石马庙等战斗,充分说明这支地方部队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从不会打仗到会打仗,从只打小仗到会打大仗,经历了循序渐进的锻炼,使地方武装得以成长,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从而为新四军逐渐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资料来源:

 ①、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23页。

②、选自«句容革命斗争史»68页第三段。

③、选自«句容革命斗争史»101-102页。     

         

试论建国初期毛泽东

的“三农”思想及其启示

 

马红霞 汤丽丽

 

 

毛泽东对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高度重视,曾经根据我国农业国这个基本国情,建构了“三农”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蓝图,并试图找到该蓝图在实践探索中得以快速实现的捷径。本文首先对建国前后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毛泽东“三农”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点启示。

一、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一生始终关心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这与他的农民出身、成长背景,个人锤炼息息相关。关于毛泽东“三农”思想的逐渐形成和发展,本文试从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渊源两方面来具体考量。

(一)形成轨迹。189312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1]作为农家子弟的毛泽东,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从小就热爱劳动人民,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在学生时代,曾多次深入农村,调查农村和农民情况,后来,毛泽东投身革命,长期处在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洪流之中。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农民出身,可以认为是他一生始终关注农民问题,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与个人成长背景息息相关。他的青年时期正值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之际: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毛泽东倡议并带头剪辫以示与清廷彻底决裂;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耻行径,毛泽东尖锐指出“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2];面对军阀的连年混战,毛泽东惊呼“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面对人民的饥寒交迫,毛泽东痛惜战争疾苦“洒向人间都是怨”。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就是在这样激烈动荡的时代环境下逐渐孕育并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三农”思想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可以从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分期来具体分析。

建国前,作为农家子弟的毛泽东,因为切身接触和体会到我国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早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观点以及共产主义新村的设想。大革命时期,他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并深入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对中国农村社会阶级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他还提出了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要建立农民武装等理论。土地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还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土地革命理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下了《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重要著作,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土地革命理论和工农联盟理论。

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为我国“三农”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这是毛泽东“三农”思想进一步发展阶段。尽管1949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但中共并没有丢掉乡村。相反,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新形势下的农民问题,仍然把农民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虽然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确出现过失误甚至是错误, 但是总体上,毛泽东还是为了使新中国迅速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 快速走上富强的道路。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农业的现代化思想和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等思想。毛泽东的农民出身,成长背景,特别是他个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加强个人思想的千锤百炼,关注民生的满腔热情,以及对我国包括我国“三农”问题出路的积极探索,使得他在建国前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思想。

(二)理论渊源。毛泽东“三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中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小农经济问题。而小农经济是分散的自然经济,它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大生产的需要。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3],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业合作社理论,即合作制理论,要求在所有制上把小农的私有制转变为合作社所有制,在生产上把分散的家庭生产转变为合作社的合作生产,在分配上把家庭自我分配转变为合作社的统一分配,这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

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制理论,还独创了符合苏俄国情的合作制思想:坚持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坚持采取不能得罪农民的措施,不能采取强制和剥夺小农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办法,引导小农走社会主义道路。列宁还探索到了一条适合苏俄以及不发达国家情况的合作化道路,即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点,从而实行合作化。《论合作制》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已经建构了“三农”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总体发展蓝图。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三农”的概念,但是“三农”一体的问题,毛泽东于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他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谈到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时,“总是把农业、农村、农民融合为一体来考虑,即‘三农’一体的总体发展思路。”[4]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马列主义的农业合作制理论、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农业进行了合作制改造,引导我国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还对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进行了重大探索,提出了许多精辟论断,最终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三农”思想。正如上述,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部分相关理论的同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体系,即“三农”思想,才最终形成。

二、毛泽东“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所建构的“三农”一体的发展蓝图中,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认为我国应走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坚信通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是我国农业的唯一道路,他十分重视农村问题和注重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另外,他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等等。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内容相当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问题。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原理,把“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特别是基于对我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逐渐形成了重视农业的思想。

早在1933年,他就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提到“努力去发展农业”和建立“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并把“以农业为第一位”确定为中央的基本经济方针。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农业列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他就曾在194841日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的命题,他认为,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多种场合重申“农业是基础”的观点。195212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加进了自己对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之关系的认识。他指出,“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的社会化。”[5] 19564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总结了我国和苏联的经验,详尽阐述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问题,认为“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如果“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6],阐明了农业的基础特性。毛泽东还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7]因此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毛泽东十分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因而他非常重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对此,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是发展农业生产、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手段。他认为只有通过技术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

早在19557,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我国在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到三五计划时期,“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毛泽东就此提出了在农村推行科学技术的计划和步骤。后来,他在江苏、浙江、辽宁、河南等地视察后,系统地总结了农民增产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水、土、肥、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这是农业生产技术的第一次革命,也是毛泽东对农业的伟大贡献。这农业八字宪法渗透了科学精神,在我国农村长期广泛推广执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益。另外,毛泽东还要求全党努力学习,逐步加深认识,弄清农业规律,倡导全党必须为解放农业生产力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毛泽东还曾于1959429,在《党内通信》中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8]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指明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路线。他认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先进行技术改造,解决机械化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械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械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9]

(二)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改造小农经济,改善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必须使私有制变为公有制,要“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合作制思想运用到中国实际,明确提出以合作制改造小农经济, 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基于这种思想,毛泽东在全国土地改革刚刚完成后便积极提倡农业合作社。而党中央一直认为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但是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集中,大部分农民陷入贫困和破产。因此,如何使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农业经济的发展道路应该怎样走,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需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当时“三农”问题的焦点。

引导广大农民逐步走向合作化道路,这是中共在建国以前就已经确定不移的方针政策,但同时又指出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1951年,随着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分歧的消除,中共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形式和步骤有了比较明确的统一认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解决农村所有制的结构——逐步从个体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解决农业生产的方式——从个体生产向互助合作过渡、解决农民发展的道路——引导和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10]。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同年12月,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要求,“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且又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地同时又是有重点地发展第三种形式,即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即,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1]这些直接促成了我国第一次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195310月,毛泽东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中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我们要做的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12]后来,特别是自1955年夏季以后,在毛泽东“多、快”思想的影响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即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三)关于农村公社化的问题。在农村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公社化。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就有着小社并大社的思想。如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就谈到“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13]。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大社的基本态度。毛泽东起初赞赏人民公社主要是基于发展农村生产力,以后在实践过程中他逐渐深化了这一思想。在他看来人民公社最大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 都可以逐步搞掉”,[14]甚至连房前屋后的小树都要公有。人民公社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通过这种形式达到政权的消亡。他认为在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农民组织成产业大军,积极性更高,产量更多。人民公社不仅农村要搞,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毛泽东的农村公社化思想是与他的农业合作化农民集体化思想相辅相成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社合一、政社不分的体制,很容易出现用行政命令来代替经济手段,事实上,1958年后蔓延在社会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都是在这种体制下滋生的,特别是在二元制的社会结构中,忽略农业的科技水平,忽视农民的生产力现状,人为的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其结果既无益于农村经济,亦无助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四)关于农民集体化问题。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主张集体化。毛泽东十分重视组织农民,众所周知,他本人十分善于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革命和建设。他深刻认识到我国农民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小农经济的主体,具有很强的分散性和封闭性, 认为只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成为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事实上,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农民集体化道路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各县应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组织起来的农民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19431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其主题思想就是组织起来。他指出,边区生产的发展,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他强调指出,“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当时我国的特殊国情,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农民的两极分化。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即实行集体化,变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认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5]。通过集体化道路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这是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然而,令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是,在广大农民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生存环境依然十分封闭的现实情况之下,这种集体化道路很快就被农民中原始的“合伙平产”所蚕食,农民集体化最终带来的不是共同富裕,而只能是贫穷,只能是平均分配,平均主义。

综观毛泽东在“三农”问题上的种种认识及实践,平心而论其主观愿望还是好的,他希望新中国能够迅速强大起来,人民早点摆脱贫困然后富裕起来。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上,还是出现了脱离实际、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就此以偏概全、以点概面,就此否认毛泽东关于“三农”的科学论述部分,因为这些无疑也能够带给后人许多重要启示。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经世致用才应该是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真正目的。

三、毛泽东“三农”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点启示

1921年,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中共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 三农”问题。毛泽东的农村公社化、农业合作化、农民集体化的思想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主张农民自主化,其目的是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的基础上,以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为统领,确立了农业产业化的新的农业发展观;胡锦涛则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这当中必然有很多工作和农业、农村、农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了“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才有希望;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三农”的发展。今天,我们重温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三农”思想,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农”问题,重中之重。毛泽东对建国初期基本国情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我国国情决定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削弱。在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提高认识,真正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实抓好,切实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了“三农”这一主题,为农减负、助农增收、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政策也相继出台:2004年起,我国政府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5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1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自此,中国约9亿农民依法彻底告别了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仍然有很大的篇幅谈论农业。上述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是,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运作层面,还需要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只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才能切实破解“三农”难题。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各有关涉农部门彻底破除“等、靠、要”的观念,深入农村、农户和农业生产第一线,迎难而上、主动探索、积极寻求对策,只有切实做到有的放矢,才能真正加快“三农”发展。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始终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只有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或者说没有损害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认识和决策,才是正确的。“除了战争以外,我们没有理由以任何名义损害他们的利益或者剥夺他们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因此,一切认识和决策的前提应是: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不能以所谓整体的利益或长远的利益为借口,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16]农民始终占我国人口大多数,他们的利益确实更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但是在受到当前全球经济风暴的冲击之下,一些问题已经开始突显,如大量的农民工返乡潮已经拉开了序幕。这样的状况要求各级政府开展“三农”工作时要有新的积极应对策略:首先,应高度关注农民返乡的动态、心态。其次,应继续毫不动摇地支持农业生产,继续因地制宜地出台更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再次,应继续促进农科教结合最后,还应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逐步改善农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条件等等。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它把持续较快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作为自己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这无疑是十分科学合理、满足农民利益需要的。另外,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还必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社会利益分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出现分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和出现,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公认的国际警戒线。”[17]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已经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温铁军对此也曾指出,未来三十年,城乡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因而此时此刻,毛泽东“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的思想,应该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与借鉴。

第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科教兴农政策不动摇。早在1956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 毛泽东就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上的落后状况,并主持制定了许多农业教育的规划,他还撰写了许多农民教育方面的文章。借此希望广大农民兄弟能够用科学技术武装自己,进一步大力发展农业。毫无疑问,人民群众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直接关系着我国的农村生活,关系着我国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因此,重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对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为了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最终还是要落在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毛泽东就曾提出农业的出路是机械化。因此笔者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不仅仅在于机械化,还在于科技,在于教育。实行农科教结合,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注重人才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振兴我国农业的根本途径。但还应该实事求是的看到,我国目前的农村现状还存在诸多有待改进和提高的方面,如在农业科技服务方面也存在着人才缺乏、网络不健全、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农村科技对农村生产贡献率偏低。等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通过政府引导,引入市场机制,加快建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为农民增收提供公共的科技服务支撑。逐步建立城乡统一,与经济发展水平。[18]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好当前的“三农”问题,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根据我国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建构了“三农”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蓝图,他尝试着解决了农业基础地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农村公社化问题、农民集体化问题,以及农业科技的应用问题。在新世纪,“三农”问题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村小康,就没有全国小康。今天,重温毛泽东的“三农”思想,有助于我们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更好地解决当今的“三农”问题,有助于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十里长山埋冤相

丹徒区史志办 殷明

据明正德《丹徒县志》记载“(宋)丞相曾布墓,在长山之相公湾。”曾布,现代《中国历史名人辞典》《辞海》中均有其名。在宋徽宗初政时,官居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第二宰相”), “天下事多决于布”。如此身居要职、地位显赫的执宰,为何屈葬长山,并且墓葬简朴?在当地诸部旧志中,对曾布的记载为何寥寥数字?带着诸多疑问,笔者查阅相关史料,在网上点击,发现:曾布不仅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干将,而且是宋徽宗建中之政的主要参与者,后受奸臣蔡京排挤和打击,郁郁而死;甚至,蔡京还将其名刻入《元祐党籍碑》。《宋史》更因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将其列入《奸臣传》,真是千古奇冤!

王安石推行变法的主力干将

   曾布,字子宣。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出生于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异母弟弟,13岁时丧父,少时从学于曾巩。嘉祐二年(1057),22岁的曾布与39岁的曾巩同时考中进士,初任宣州司户参军、怀仁县令。熙宁二年(1069),曾布来到开封,由知府韩维聘为开封府检校库监库,经韩维、王安石推荐,上书言政,提出为政之本有两条,即厉风俗、择人才,并提出了当时的八大要务,即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神宗阅疏后,召见了曾布,谈得很合意。于是,神宗授其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等官职,命曾布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制订青苗、免役、保甲、农田之法,并主持制定熙宁新常平法,成为王安石的重要助手之一。一时故臣及朝士多争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资,登延硕学远识之臣,思大有为于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于上,小臣横议,和之于下。人人窥伺间隙,巧言丑诋,以哗众罔上。是劝沮之术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诚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厉其气,奋威断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晓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则何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建议神宗要坚定立场,专用王安石,摒斥玩忽朝命、胡说八道之人,使政令畅通。熙宁三年(1170),曾任三朝宰相的元老重臣、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曾布据理力争,驳斥了反对派的种种不实说法,使该法继续推行。王安石说:“新法初行,议论纷纷,唯独(吕)惠卿与(曾)布始终坚定不移,其他人多反复无常。”不久,升为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

熙宁七年(1074),守旧派大力反对市易法,神宗迫于皇室、外戚等压力,令曾布进行追究。曾布将开封府主管市易的判官吕嘉问多收利息以图奖赏陈述于廷,认为市易法是利用官府权力而行兼并之事。吕惠卿、王安石认为曾布有意阻挠市易法推行,将曾布贬知饶州、再知潭州(今长沙)、广州、桂州、秦州(今天水)、陈州(今淮阳)、蔡州(今汝南)、庆州(今庆阳)。元丰末(1085),复为翰林学士,进而升任户部尚书。当时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并下令曾布修改役法。曾布不同意,说:“免役一事,法令细微详尽。此法字字句句都出自我手。若骤然要我改变,从事理上决不可为。”结果又被外调。元祐初(1086)以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再调真定府(今正定)、河阳、青州、瀛州。绍圣初(1094),哲宗亲政,曾布迁官江宁,路过京师,哲宗留他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曾布任知枢密院事,力赞章惇“绍述”(即将元祐年间所革除的一切全部恢复)之议,使王安石当年所制定的新法又得到推行。

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后,韩琦的儿子韩忠彦担任左相,65岁的曾布担任右相。韩忠彦官虽居上,但性格柔弱,因而天下大事多由曾布决定。后来,韩忠彦因“变易神宗法度”被罢左相,曾布独揽大权,继续推行王安石新法。

徽宗建中之政的主要参与者

   元符三年(1100)正月己卯,哲宗崩,皇太后垂帘,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惇又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皇太后曰:“神宗诸子,申王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当立。”惇厉声对曰:“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知枢密院曾布曰:“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皇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于是惇为之默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宋史·徽宗本纪》)

   徽宗即位之初,以新党中人曾布为主要依靠对象。元符三年(1100)十月,以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以曾布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曾短瘦而韩伟岸,每并立廷下,时谓‘龟鹤宰相’”。韩忠彦官虽居上,但“忠彦柔懦,天下事多决于(曾)布。”当时,大臣对元祐、绍圣之政议论纷纷,曾布对徽宗说:“今日陛下方欲以大中至正之道,调一两党。”“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明年改元为建中靖国”,促使徽宗进入建中之政的轨道。此外,曾布一再告诫徽宗:“陛下践祚之初,中外观望,凡号令政事,进退人材,不可不慎。” 并“数至上前留身”,与徽宗密议朝政。并阐述开言路的重要性:“人主盛德,莫大于开广言路,容受谏争。如此则人敢言,朝廷虽有阙失,无不知者。”他还就如何开言路,提出建议:“若以朝廷政事为是,即无可论者。既有所论,即必以朝廷所行未是。才说不是,便以为诋毁,如此谁敢启口?”主张不应动辄以“诋毁”之罪,处罚言者。曾布的政治主张得到了众多朝臣的拥护。促使徽宗在执政之初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凡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也博得了历史的好评。明代文人张溥称赞:徽宗继位,“一年之内,获睹清明。”清初学者王夫之肯定:“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

被蔡京排挤打击的千古冤相

建中靖国(1101年)后期,韩忠彦与曾布交恶,谋引(蔡)京自助。轻佻放荡的宋徽宗平日趣向与颇有艺术天赋的蔡京相投,遂决意用京。崇宁元年(1102)正月,召蔡京为尚书左丞。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立即开始排挤异己。

曾布在元符末年排挤过蔡京,故蔡京与曾布不和。崇宁元年(1102)六月的一天,曾布向皇帝推荐陈佑甫担任户部侍郎。而陈佑甫的儿子陈迪是曾布的女婿,陈佑甫与曾布是儿女亲家。按照大宋的规矩,宰相是不能举荐自己亲属担任要职的。蔡京见机会来了,立即动本参劾。他说:“官爵俸禄是皇帝的,宰相怎么能够私相授受给自己的亲戚?” 曾布不服,喋喋不休地在皇帝面前驳斥蔡京,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间声色俱厉起来。犬臣温益当即斥责道:“曾布,皇上面前安得失礼?”徽宗拂袖而起,相当不快。御史大夫们见此情形一拥而上,交相弹劾。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意思是说曾布势焰熏天,喘口气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喜怒哀乐之间就可以改变天地间的冷暖炎凉。曾布别无选择,只得辞职。皇帝接受其辞呈,免去他的右相,改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润州(今江苏镇江)。于是,曾布任相才二十个月,就退出了中央政坛。但是,蔡京仍不解恨,继续弹劾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命令二十多年前被曾布审查过的现任开封知府吕嘉问将曾布的几个儿子抓起来,刑讯逼供,威胁利诱,罗织罪名,迫使他们承认贪污。曾布没有办法,只好违心认罪。于是,曾布被罢去实职,只任太清宫提举,发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

从此,曾布噩梦不断。崇宁元年九月丁酉,治臣僚议复元祐皇后及谋废元符皇后者罪,降韩忠彦、曾布官。壬寅,贬曾布为武泰军节度副使。十二月癸丑,论弃湟州罪,贬韩忠彦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曾布为贺州别驾;崇宁二年(1103)五月,贬曾布为廉州司户参军。崇宁四年(1105),迁徙舒州,恢复太中大夫官衔、提举崇福宫。大观元年(1107)八月一日,郁郁寡欢的曾布卒于润州,享年72岁。后赠观文殿大学士,谥“文肃”。

   综观曾布一生,有功有过。年轻时,他积极参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当政时,他坚定地维护王安石新法;自己当政时,恢复了被废除的大部分新法,尤其是在徽宗建中靖国期间,力主调和两党,连朱熹也认为:“建中纪号,调亭两党,实曾丞相之策。”,这是他的功绩。他的过错就是当政时排挤同僚,打击政敌;当然,他一生中最大的过错,恐怕莫过于支持徽宗当皇帝了。他性格刚直,正如近代大学者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是“千古骨鲠之士”“其才其学,皆足以辅之”。总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曾布都称得上一个能臣,够不上一个奸臣。但《宋史》却因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力量,将他列入奸臣传,这真是千古奇冤!在《宋史》中,王安石也受冤枉,但千百年来为之昭雪者,不乏其人。而曾布之冤,千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却鲜见其人。曾布九泉之下,永背黑锅,令人扼腕长叹。

 

如何做好志稿分纂工作

丹徒区史志办公室  付久成

志稿分纂,简单地说,依据志书总篇目提纲,把所涉及承编单位的志稿,按卷、章、节、目的层次组合起来。这项工作主要由各责任编辑(分卷编辑)来完成,因此,各责任编辑要明确责任、遵守要求、掌握技巧、加强沟通、确保分纂质量和进度。

一、明确责任,遵守分纂要求

一是要吃透“凡例”和“行文要则”;二是要贯彻主编意图,尤其在处理交叉重复,详略得体的问题上要服从主编的统一协调和安排,努力使分志这个局部成为全志的最佳组成部分;三是要核准事实,一部志书有无硬伤,所记史事是否准确无误,这个责任主要由各责任编辑来承担,务请各位加强责任心严把事实关;四是要把好用词科学关,志为“百科全书”主编不可能精通百科,志稿中若干个提法、专业名词的使用是否科学,这个责任主要也应有各责任编辑来负,倘若对所分工负责的部门或专业不是很了解,在审稿时,一定要多问,不仅要自己搞清楚,弄明白,而且写入志稿中要让读者明白,一定要把不科学的用词用语消灭在分纂稿阶段。

二、掌握技巧,提高分纂质量

第一、要加强分志的整体性。分志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结构要严谨。首先分志的各章、节、目的设置统属关系要得当,划分标准要统一;其次在对事物分类时,横分一定要到边,不能有缺漏项,“横排竖写,以横为主”是志书的基本特征。2、每个竖写单元都要完整,即记述事物的起点、转折点(亮点)、终点资料都要有,中间断线不宜过长或跳跃过大,如果部分年份资料确实找不到,可以用概括法使竖写单元完整。

第二、要学会删繁就简。删繁就简是编辑的基本功。首先要纠正“详等于长,简等于短”的错误认识,志稿繁简的真谛不在于数量的多少、篇幅的长短,而在于既行文简洁,又达到详记事物要素的目的,在于文约事丰。其方法有二:一是妥善处理好记述的“详”与“略”,重点把握“三详三略,即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祥主略次。二是巧用图、表、照。图要科学、准确,反映历史的图要注明时间和出处;照要真实,有典型性,要有具体时间,事件照要注明发生时间,事物照要注拍摄时间,没有时间的照片是没有价值的,同时照片文字说明要精当;表要科学、完整、规范、合乎逻辑,要防止“表格越多越好”的倾向,宜文则文、宜表则表,表格设计不宜过专业,要通俗易懂,同时要注意文表一致,并处理好重复问题;最后,所有图、表、照都要随文插附,不能割裂或断开,否则就起不到相互映证,互为补充的作用。

第三、要处理好交叉与重复。如涉及与其他分卷交叉重复的,要事前与主编、相关分卷编辑协调处理,主要方法有三:一是找出事物的主要归属,分清主次,详略互见;二是错开记述角度;三是做好“注引”“参见”,提示读者。对“概述”“分述”与节下志文重复的,提炼加工“概述”“分述”文字、升华内容。

镇江“十月朝”奇俗探赜

 

春节、端午、中秋是汉族传统三大节日,而十月朝即十月初一(十月朔),又称烧衣节,是中国不少地方汉族传统的三大祭祖节(余为清明、中元两节,有些地方在冬至、下元节也有祭祖风俗)之一。

   关于十月朔的来历,一般说来是:秦代统一中国后,改以建亥之月为首,夏历的十月一日相当于秦之元旦。宋代于立冬日外,更重视此节。本《诗经·.豳风·七月》:九月授衣之义,朝廷在此日有赐衣之制,士民祭扫祖先坟茔,多烧纸剪冥衣,故明清时又称烧衣节。北方天寒,以此日始用炉火,称开炉。南朝宋宗懔《荆楚岁时记》:十月朔日,黍,俗谓之秦岁首......今北人此日设麻、豆饭,当为其始熟尝新耳。宋吴自牧《梦梁录·十月》:十月孟冬......朔日,朝廷赐宰执以下锦,名曰授衣,其赐锦花色,依品从效扫松,祭祀坟茔。内廷车马,差宗室南班往攒宫行朝陵礼。有司进暧炉炭。太庙享新,以告冬朔。诸大刹寺院,设开炉斋供贵家。新装暖阁,低垂绣幕。老稚团圆,浅斟低唱,以应开炉之序。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场》:十月朔,纸坊剪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奠焚于门,曰送寒衣。明由汝成《西胡游览志馀·熙朝乐事》:十月朔日,人家祭奠于祖考,或有举扫松、浇墓之礼者。清顾禄《清嘉录·十月·十月朝》:月朔,俗称十月朝......人无贫富,皆祀其先,多烧冥衣之属,谓之烧衣节,或延僧道作功德,荐拔新亡,至亲亦往拜灵座,谓之新十月朝。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添火》:京师居人例于十月初一日添设煤火,二月初一日撤火。

  江苏省镇江市位于长江三角洲的顶端,唐以前号称海门这里十月朝风俗和其它地方不全一样,不仅有各地共有的到坟前给亡者烧寒衣,还有早晨煮红豆饭先给苍蝇吃,曰ding 苍蝇。苍蝇吃后发痴,来年不再扰害于人。以及中午讲究吃菠菜煎豆腐汤等奇俗(参见《镇江市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陈邦贤《自勉斋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中国方志名著——《至顺镇江志》,是记录镇江元代及以前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书中关于十月朝的记述却非常简单,曰:暖炉,出城飨坟。并引《梦华录》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飨坟,如寒食节。可见在元朝时镇江的十月朝还是略同于寒食的祭祖。与外地几无区别。

清末民初历史学家陈庆年撰写的《西石城风俗志》是我国第一本村镇风俗资料。陈是镇江东南乡辛丰(今属丹徒区)人。书中共有四处提及十月朝:清明、夏至、中元、除夕四祭其先(郡城无清明、夏至二祭)十月朔日焚香,列馔以糯米糍团祭焉。族姻至者以锞锭为礼。对糍粑饭,陈先生有详述——以糯米为团,傅以芝麻而食之。谓之糍粑饭。佣工者,于是日定去留焉。谚云:吃得糍粑饭,伙计就滚蛋。书中还提到红豆饭的做法:以红豆、糯米作饭,或尽以糯米做饭,以芝麻卷之,曰糍粑饭。这里陈先生没有写苍蝇的缘由,倒不见得与其是城外乡下人有关,因为他的常住处府城磨刀巷(在镇江市区)。《西石城风俗志》没有写出镇江十月朝的奇特处。

   民国胡朴安(安徽人)《中华全国风俗志》收录了南方不少地方十月朝的风俗活动内容,将镇江奇俗单列,却未及其详。民国时镇江籍学者陈邦贤先生,著有《中国医学史》,陈从小在苏北兴化、东台读书,留日回国后,在家乡镇江工作,这位红杏老人既精通现代卫生知识,也对镇江、扬州以及兴化、泰州、东台一带的风俗掌故稔熟,但对十月朝风俗的由来,他谦称没有考证过(见《自勉斋笔记》141页,上海书店,19971月)。

实际上,在江浙以及闽粤等地,包括客家人,十月朝祭祖烧寒衣,吃糯米饭、糍粑是广泛流传的习俗,却与苍蝇搭不上边。笔者抽空翻阅了安徽《旌德县志》、江西《弋阳县志》,发现两地无十月朝,旌德人过下元节(十月十五),俗同中元节。旧兴祭祖,今祭祖已废。镇江属县句容的茅山十月朝,因这里北方客民多,旧社会地主利用农闲解雇长工,当地由牛郎会庆祝牛王生日。此俗与湖北许多地方相同。如湖北新洲这天是牛王菩萨过生日,农民把它作为耕牛节,每到这天,要炒油饭喂牛,感谢牛的辛勤劳动,雇有长工的农户,还要办餐好吃的解雇。俗话有长工短工,十一满工十月一日一餐粑,长工吃了回老家的说法。

而据苏北《洪泽县志》,当地十月朝,除送寒衣外,该县的老子山镇还有集体上山围猎,即打围一俗。

镇江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重要商埠,是南北水陆通衢,六朝以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晚清以降,江淮里下河如江都、高邮、兴化、东台、盐城的人口南迁于兹,竟占当地人口的极大比例,人口籍贯构成的变化,对一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乃至语言的影响无疑是显著而深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镇江这座苏南城市,和苏锡常太湖流域风俗差别更大,添了不少苏北的色彩。

我在苏北的某些县志中搜索,但收获不大。只知苏北沿江的仪征、扬州、江都以及苏南丹徒等处十月朝的风俗:部分大姓中午群集祠堂祭祖,少数居民家还有烧祭亡人,吃一顿糯米饭的习惯。有些人家也无所谓,甚至没有过节的习惯(如笔者家族居扬州城内外10余世,祖辈在十月朝不祭祖)。

一次看顾一平等先生编辑的《扬州竹枝词续集》,竟有意外发现,书中的一首《港口竹枝词》就写了十月朝,并保存了重要史料,九月重阳十月朝,旗分五色卖斜糕。只因冲倒高家堰,追念人家摺纸烧。作者陈炳昌是清末民初泰州地区人,为词作注:咸丰六年十月初一日,西水冲倒高家堰,淮扬居民悉遭淹没。吾港口于是日祭祀祖先者,皆是淮扬居民之子孙,否则即不行祭礼。据此,似乎至少从咸丰六年(1856)起,两淮与扬州(当时包括其所属的里下河各县)大部分地区盛行十月朝祭祖、烧亡人纸钱的风习。

当然,实际上追溯周朝正月建寅,周人以十月为岁首,例行祀先敬祀之农耕定居族习遗习有关。因古江南,自南本有非一次的陕甘周人移民南下开发也,此风俗应为古老农耕民俗的遗存,时限断不晚于清代中叶。按下元(十月十五)节起于唐代。而十月朝据清代风俗学者、杭州人翟灏说:墓祭,今民间以新岁、寒食、十月朝三次(见《风俗编·仪节》。翟先生的依据是北宋理学家程子的《遗书》——拜坟,到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则又从常祭礼。本文前引著作也提到同时代的《梦华录》。但在宋朝规定官吏休假的《文昌杂录》一书中: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此三节最重。上元、夏至、中元、下元、腊各三日,是为次重节。及书内立春、上巳等19再次重节中也没有十月朝,而上元、中元和下元之(望,第十五日)原与朔(初一)相反,因此十月朝和下元节是否到宋元以后在南方地区合流为一个节日?究竟真相如何,有待研索。

  高家堰是洪泽湖的大堤,可惜因兵燹祸连,今《淮阴县志》《洪泽县志》却没有保存住这段水灾记载。但据上仍可看出,十月朝的风俗在18世纪60年代后突然在江淮地区浓郁起来与当时曾发生惨绝人寰的水灾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有直接关系。本身咸丰六年江南地区兵连祸结,因太平天国军队的东进,时刻处在危难之中。就在此年春,旱灾爆发前,安徽宁国府失守,江南连连告警,各处土匪蠢然思动,地方富户已有迁移之势。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是水灾,此外还有蝗灾、疫病、潮灾及兵燹等。这些灾害的发生,许多具有周期性,危害的程度并不亚于旱灾。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规模瘟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它是清代江南地区爆发的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罹难。瘟疫的种类包括霍乱、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并可能存在伤寒和百日咳等。战争是这次瘟疫大规模爆发流行最关键的原因(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05期)

   因此,镇江作为江淮游子的第二故乡和新聚居地有此奇俗也不怪了。至于红豆饭似不难理解,在我国民间,赤豆是驱邪免疫,消灾避难的特殊农作物。早在六朝《荆楚岁时志.》曾有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死,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糜以禳之,宋代苏州范成大的《村田乐府诗叙》中也提到腊月二十四全家吃赤豆糜能辞瘟的习俗。以赤豆汁除不祥在朝鲜、韩国尚有此俗——“冬至日称亚岁。煮赤豆粥,用糯米粉作鸟卵状,投其中,和蜜,以时食供祀,洒豆汁于门板以除不祥。(见钟敬文《东国岁时记》,转载自《谣俗蠡测》)大灾过后的幸存者及遇难者的后代在既是忌日,又是祭祀日以此来禳除灾祸、消弭恐惧、祈祷安宁是正常不过的。其区别只不过前者是在冬至或腊月送灶日,后者是十月朝而已。

  不单镇江,十月朝,送红头苍蝇是苏北东台、兴化、宝应等地流传的一句民谚,苏北如东市亦有之,此日持一碗红豆饭置于窗台上以便苍蝇就食。而过去老镇江居民口中却传言:十月朝,吃糯米饭,送苍蝇。据说意指彻底扫清暑期以来酷热带来的疫气,祈求家家人口安康。此处只是以苍蝇代指暑氛疫害红头苍蝇系苍蝇中危害人类的最大的一种(民间俗说它是啖蛆类长大的极其不洁之物,实为身上带有多种病菌)。从防疫的目的来看,倒似立夏与夏至间的端午,端午节驱邪辟毒的习俗也源于湿热的南方,十月朝恰在立冬与冬至间的农闲季节,是一年一度冬藏月份的开始。上述在18世纪中叶以来都是和镇江有密切关系的县邑,陈庆年、柳诒征、陈直、陈汝衡等近现代镇江文化名人,他们的祖、父辈,都曾于太平天国战争席卷江南前后到苏北里下河地区的上述县邑避难,镇江市区在此后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也有大批苏北淮扬人口迁入,因风俗文化相近,镇江人也不视之为客民。故十月朝祭祖、防疫等风俗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仪礼文化嬗变的原因。

   况且,苍蝇的雅号——“红头也是晚清江淮人对太平军的歧视称呼(太湖流域称长毛),这里面有无某种联系,即将太平军等同于红头苍蝇,既恨又怕,于是反仿《硕鼠》,以红豆双关饭作贿赂(此类无奈、谐趣式的民俗想法,各地都有,驱而逐之,缘何又示之以乐土”?对老鼠竭尽感化和威胁之能事。《荆楚岁时记》载:世人正月半作粥祷之,加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曰:登高糜,挟鼠老,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七、豆粥加膏祭祀门户),可见咒鼠之俗后世犹存,录此备查。唐韩愈《祭鳄鱼文》正好为此作一注脚。韩文公不但给鳄鱼示以美好的居所,而且在迁徙的时间上也表现出难得的宽容。说明连哄带吓的禁咒之术,至唐时仍未有大改变),希望它吃后不再来。民俗往往可能叠合,原用红豆饭祭亡灵,后又叠合上送红头太平军内容。此仅是本人臆说。

 

 作者:裴伟,男,汉族,1973年生。

通讯地址:江苏镇江市戥儿巷

电话;0511—2937023    邮政编码:212002

南兰陵故城考

 

丹阳市史志办  钟建华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此为晚唐诗人杜牧《江南春》中名句。

然而,南北朝时期是否就只有四百八十座寺庙呢?如果单凭这一首诗词为据,就得出当时的寺庙数量概念,那就大错特错了。

据中国佛教协会编纂的“中国佛教第一辑”《中国佛教史略》(赵朴初主编,无版权页)记载:“建康旧有七百余寺,因侯景事变受到严重的破坏,到了陈代,多数修复。”“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数甚多。据传,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齐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后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陈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所,僧尼三万二千人。”(第34页)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仅凭只鳞片爪,是难以反映历史全貌和事实真相的。历史之所以常常是由后人来撰写,是因为伴随着时光流逝,尘埃落定,历史真相往往要历经多少年之后方能崭露真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寺庙数量的多寡是如此,对于历史和历史地理的考证大抵也是如此。

最近,常州齐梁文化研究的“领跑者”,原常州市副市长薛锋,在“考证”出齐梁故里归属地在常州的同时,提出“鉴于历史上丹阳、丹徒、武进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从大的范围讲故里,可以各讲各的,但不应随意篡改史籍。”

既然“齐梁故里归属地在常州”了,丹阳、丹徒还有什么“大的范围各讲各的”可言呢?“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正是此公,在“中国常州·齐梁文化研讨交流会”上发表的主打文章《论齐梁故里属地及争议辨析》中定论:齐梁皇室萧氏祖居之地的“武进之东城里”,就在今天常州西北万绥镇一带;历史上的南兰陵县就是兰陵县和武进县,其治所亦在今天常州市的西北境内:齐梁皇室萧氏为南兰陵人,即现在的江苏常州武进人。齐梁故里在常州武进。

历史上的南兰陵县就是现在的武进县吗?齐梁皇帝的故里真的是在常州武进吗?

众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却不这样认为!

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作者黄景略  叶学明,北京商务印刷馆1998年出版,第101页)在“六朝陵墓”一节中这样写道:“齐和梁两朝的帝陵大都在丹阳。这是由于他们的家乡在丹阳。在陵区的总入口处竖立两座大型石刻麒麟以作标志,称为陵口。……陵口以内方圆约60公里的范围内,埋葬了齐、梁两朝的帝陵11座。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六座,南区五座。其中齐陵八座,梁陵三座。”

王重光陈爱娣在《中国帝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7月出版,第135页)第五章“隔江对峙的南北朝”第二节“丹阳南齐七陵”中指出:“刘宋末年,掌握禁军(皇帝亲兵)的萧道成夺取了帝位,建立‘齐朝’。二十多年后,又被大将萧衍夺取了帝位,建立‘梁’。……齐、梁诸帝皆姓萧氏,他们侨居丹阳郡南兰陵(今江苏丹阳市境内),死后族葬于旧居地。”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1月出版的“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盗墓史》(殷啸虎姚学明著,第15页)称:“南朝刘宋政权八帝的陵墓大都在建康附近;南齐、南梁各帝都为萧氏,侨居丹阳,所以死后都葬于旧地。

20世纪文物考古与发现研究丛书《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6月出版)第98页指出:“现从调查和发掘得知,南齐、萧梁两朝由于帝王的家乡在丹阳(当时称南兰陵),故齐梁诸陵大都在此,亦是成组族葬在一起。特别是丹阳陵口的大型石刻,标志着皇陵族葬之区的总入口处。乾隆《丹阳县志》云:梁时公卿行陵,由方山下秦淮河达丹阳运河,经萧港口,直达庄陵、修陵、建陵……而于此河口特置石麒麟二,以为标识,故名陵口。即是有力的证明。作者罗宗真,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为国内魏晋南北朝考古工作的领军人物。在之前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2月发行的《六朝考古》一书中,罗先生更是用了大量的文字和篇幅来叙述齐梁帝王陵寝与埋葬之地的关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览此书的第7071页、第83页等。

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19月出版的《“中华文明系列传真”  魏晋南北朝----分裂动荡的年代》一书中,罗宗真先生在第42页中再度说明:“而齐朝以及部分梁朝的帝王及王侯则安葬在南兰陵(今丹阳附近),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乡。”并且该书还附上了彩色画页,具体标明了“运河----南兰陵-----齐梁陵墓入口”的详细位置。按图索驥,这个方位十分明确的就在丹阳境内,而绝对不会让人产生歧义而联想到什么别的什么地方去。

江苏省六朝史学会编辑出版的《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9月出版,作者许辉邱敏胡阿祥)一书,对南朝齐梁皇帝的出生位置认定更是明白无误。该书用了大量笔墨来描写丹阳在历史和现实中对六朝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及其显在的巨大开发价值,在此谨举数例:

“镇江辖市丹阳是江南文化古城,春秋战国时称云阳,秦时改称曲阿,三国吴时复称云阳。云阳是孙策占据江东的发祥地,又是南朝齐、两梁皇帝的故乡。六朝时期,由于政治、军事、侨民和交通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京口、云阳地区一跃成为六朝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石之一,它对于六朝的更迭、政权的安危、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曾起到过不可低估的作用,显示出明显的地域特色。”(771页)

“根据‘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传统习俗,齐梁皇帝死后大都归葬于曲阿。这也是南朝齐梁皇陵仅见于丹阳的原因。”(776页)

“西晋永嘉之乱后,京口云阳域内因大批南渡侨民集中寓居,成为南下侨民最为集中的地带,侨置南徐州(州治京口)。……而该州大多数侨置郡、县,均分布于京口云阳地域圈内。如南东海郡治于京口,晋陵郡主要治于丹徒,南泰山郡寄治丹徒,南兰陵郡治于武进(今丹阳东乡一带)……(776页)

对于常州在这盘历史文化大餐中的地位和作用,此书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上文分类简介了江苏省六朝文化遗存的重要发现,这些遗存从空间分布看极不平衡。绝大部分分布于南京市及其所辖江宁县,镇江市及其所辖郊县也有大量发现。此外,常州、无锡、苏州地区亦有一定分布。这些地区系六朝都城所在或当时政治、军事重镇。而在长江以北,除南京所辖江浦、六合、扬州及其所辖邗江、仪征等市县尚有少量发现外,其它地区则十分罕见。这无疑应该是六朝疆域所决定的。”(729页)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六朝史学会是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联合会、南京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以及相关地区的专家及研究学者组织和参加的历史文化学术组织,该组织的活动不是临时凑合的“草台班”或“拉郎配”,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机构,仅在近年举办的重大研讨活动就有:

19909月,江苏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七个单位发起以及来自苏、浙、赣、皖、京、津、沪、秦等十多个省市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六朝军事”学术研讨会;

19989月,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博物院、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韩等国1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198611月,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约请国内数十名专家学者汇集丹阳,进行学术研讨活动……

上述事例雄辩地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南兰陵和齐梁皇帝的故里究竟是在何处,已形成现代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一致共识。对于这一特定历史地名现今所处位置的确认,如果尚有一些历史学者囿于过去的研究环境、研究条件所限,尚存有疑虑的话,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从有关资料得知,我省对于南北朝遗址遗迹的规模性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始于建国之后,随着对于丹阳、南京南北朝帝王陵寝的发掘、考古研究成果的逐步公开,神秘的面纱已经遮掩不住冥冥之中的历史真相了。

那么,南兰陵在哪里?南兰陵故城究竟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各种史料中有关南兰陵和南兰陵故城的历史记载甚多,众说纷纭,也有不少疑点,现举例如下:

《晋书·卷十五》(《二十四史全译》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1月出版,许嘉璐主编,第340页,下同。)“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琊、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笔者注;江乘在今天的句容境内)

《隋书•地理下》:“江都郡……延陵旧置南徐州、南东海郡,梁改曰兰陵郡,陈又改为东海。开皇九年州郡并废,又废丹徒县入焉。十五年置润州,大业初州废。……曲阿有武进县,梁改为兰陵,开皇九年并入。”

《旧唐书•地理三》:“武进,晋分曲阿县置武进,梁改为兰陵,隋废。垂拱二年又分晋陵置治于州内。江阴梁分兰陵县置。武德三年于县置暨州,九年属常州。”

《新唐书•地理五》:“丹阳,望。本曲阿,武德二年以县置云州,五年曰简州,以县南有简渎取名。八年州废,来属。天宝元年更名。”“武进,望,武德三年以故兰陵县地置,贞观八年省入晋陵,垂拱二年复置。”。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丹阳县,本汉曲阿县也……梁改为兰陵县。”“武进县,垂拱二年,分割晋陵西三十六乡又置。”“唐志武进县下注:武德三年以兰陵县置。贞观八年省入晋陵,垂拱二年复置。”兰陵城“在府城北八十里万岁镇西南”。

南宋时期编撰的《咸淳毗陵志卷第二十七·古》称:“兰陵城,在县北八十里千秋乡万岁镇西。南齐四世祖、淮阴信令萧整侨居之地。按万岁寺旧有伪吴天祚中石刻云,‘寺西去萧梁帝祖宅三十里’;东城村初名皇基,更曰皇业寺,后百七十五步即其城也。”该卷注释12中说明,此兰陵城是东城里兰陵城,非万岁镇兰陵城,古属武进,今归丹阳。该兰陵城在县北八十里的千秋乡万岁镇再往西三十里而不是在县北八十里。(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于200412月重新标注发行本)

现在我们从史料中得知,从宋朝开始,两地的治史者就在开始进行“齐梁皇帝故里之争”,而在南宋时期卢宪所撰嘉定镇江志中,没有提到丹阳的南兰陵故城,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同时应当指出的是,丹阳、镇江自己的志书中也留下了让人诟病之处。

在《齐梁皇帝故里名实考》中,我们曾经引用过《丹阳县志》(19928月出版)中关于丹阳疆域历史沿革情况,其中有“唐武德二年(619),以曲阿县置云州,曲阿属云州;原兰陵地分出复置武进县。”(第6566页)究其根源,应当是依前所述的《新唐书•地理五》:“……武进,望,武德三年以故兰陵县地置,贞观八年(634)省入晋陵,垂拱二年(686)复置。”。如果真的按照这段文字表述来认定我们现今的县域,那么齐梁帝陵所在地域已经“拱手让给”常州了。

不仅如此,连《镇江市志》(199312月出版)“人物志”中“昭明太子”条目“萧统……南朝兰陵(今江苏武进)人……”也给出了错误结果。好在从现实地域看,“原兰陵地分出复置武进县”其实并未成为现实,否则,在今日丹阳的地面上是再也看不到齐梁皇陵了,你有何凭据来争夺齐梁皇帝故里呢?

《南齐书·高帝本纪上》记载:“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萧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

《梁书·武帝上》记载:“梁高祖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

齐梁二帝的籍贯表述是“南名北冠”,齐梁皇帝祖上过江之后的籍贯地名与实际栖息地名不仅沿袭使用了北地习俗,而且还给我们考证当年兰陵城的具体方位情况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蛛丝马迹。假如齐高帝不住在东城里,他的墓葬怎么会葬在东城里?梁武帝也不外如此。其故居在中都里,稍具历史文化常识的人应当知道,中都这个名称是有丰厚历史文化蕴含的。当年孔子首度出任的官职便是中都宰,即是鲁国首都的管理首脑,其时及之后,北方地区有将邑城中心冠名为中都的地理文化习俗。据此,我们便可得知,梁武帝祖籍故居在当时的南兰陵城所处位置应当是城中地带。后来安葬的陵墓除考虑到风水取穴等讲究外,具体方位离此也不会太远。齐梁两代皇帝陵墓分别位于原胡桥张巷北五公里和南一公里,因此我们可以依据皇陵的具体位置推断出当时南兰陵故城的具体位置,从梁武帝所住的中都里到齐高帝居住的东城里,即是城中到城东的大致范围;进而能够根据大量史料从南兰陵故城的具体位置推断出梁代南兰陵郡县的大致历史地域,大致以现在的埤城镇(即南兰陵故城所在地)为中心原点,以原江阴为南兰陵的东南端(按《光绪江阴县志》卷一“建置沿革”称:“梁废暨阳县置江阴郡徙治君山之阳分兰陵县地置江阴县割兰陵郡之利城县井置梁丰县于暨阳之墟以属之”),西北方位大致在丹徒的丁岗、黄墟一线,而东北方位不过长江,西南边缘则不过荆林一线。既然他所葬的位置是在中心地带,绝对没有必要在万岁镇那边再造一个南兰陵城。

为何如此肯定而非武断,其理由有三:

从兰陵郡、县存世时间及规模看。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副秘书长,江苏省地名专业委员会主任栾兰高在《南京晓庄学院学报》撰文称:“兰陵”一名用于江南,前后共约270年,其间或有郡,或有县,或有郡有县;又以梁天监元年为分野:前期郡、县设于江乘附近,后期郡治于京口、县治设于东城里所在的兰陵县内。”(2005年第4千年龙飞地,两朝帝王乡——南兰陵地望辨析)另据《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披露:“萧齐中兴二年(502年)三月,萧衍取代齐末代皇帝萧宝融,自立为帝,建立梁……史称萧梁(502---557年)。萧梁初期因处于北魏内乱时期,便乘机扩拓疆域……,直至洛阳均归属萧梁。……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天宝十年至大同六年,即511540年),仅梁所设州由原来的23个扩展到107个。郡586个,县数就更多了。萧梁的行政区划为州、群、县三级。由于梁实行无节度的增置州、郡,故在管理上也就十分混乱,有的同一政区名出现多处,有的只有州郡,而无下属等。梁大同二年,为便于管理107州,把州分为大小五品,全国上品州20个、上中品州8个、中下品州23个、下品州21个,五品之外的州还有20多个。……根据《通典•州郡》、《隋书•地理志》、《东晋南北朝舆地表》等文献统计,萧梁有1075861025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12月出版,作者胡阿祥)梁代政权疆域和基层政府的极速扩张,给梁武帝带来了更多需要关注的朝政问题,除了精心营造好自己的万年“吉壤”---修陵外,对于家乡这样一个小郡县造城,他无疑是抽不出更多的精力、财力来予以特别关照,更甭说是再造一个“城外之城”。当然,等到梁武帝大同十年八十高龄“还旧乡”时,对故乡多少还是做了一些补偿的。

从考古出世的成果看。我们查阅了建国后权威部门的大量资料和报告,均未发现常州境内有与齐梁皇族有关的墓葬出土纪录。《全国重点文物大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百处)(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10月出版,作者彭卿云刘炜),其中仅提到常州的古遗址“淹城”一处(241页),此城建筑时间与齐梁远非同一年代;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文物出版社19845月出版)、《新中国考古五十年》(中国文物出版社19999月出版)、《江苏文物综录》(198810月出版,《江苏文物综录》编辑委员会编辑)以及《江苏省考古、历史及博物馆学资料索引》(南京博物院编,1962年出版)中也未见踪影;就连常州博物馆自己编撰的《常州文物精华》(19989月出版)中也未见到与之有关的资料,可见在原孟河境内立“泰安陵碑”、建“罗妃桥”等杜撰历史和生造文化遗址之举是何其荒唐了。而丹阳的南朝帝王墓葬发掘及研究成果则屡屡见著于《全国重点文物大全》(23523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1949--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编辑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19999月出版,315318页)和《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11月出版)、《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1月出版)等国家文物局出版的权威著述之中。

从南北朝时期的财政经济实力状况看。《六朝财政史》指出:“齐高帝萧道成自宋末专权开始,就从禁止奢侈消费入手厘革财政,…在减轻赋税、劝课农桑、禁止封占山泽等方面有所处置。同时他禁断将帅召募部曲,开始检定黄籍……对治理天下颇有抱负,常对人说:‘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可是,他称帝不过四年就病死了。武帝萧赜继位之后,继续高帝的开源节流政策,使南齐的政治和财政逐渐进入兴盛时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12月出版,陈明光著,205页~207页)“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元年(公元503年)正式代齐而建梁朝,历经五十四年,至公元557年被陈朝取代。……梁陈之际86年的财政演变情况,从制度上看,是在宋、齐的基础上有所变化;从兴衰过程看,大体都是在前期有一个短暂的整顿和恢复阶段,到中后期则主要是因为皇帝的昏愦和荒废政事而陷入困境。”(同书,213页)“梁末,政府曾铸造以一当十的”四柱钱“;又铸“两柱钱”,民间则私铸“鹅眼钱”,后两者都是价值相等的劣币,时人可以杂用,‘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熔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可见在货币政策方面,梁朝重蹈刘宋末年的覆辙。”(同书,221页)梁代金融财政投向的一大失策是过度崇佛尚教,“南朝佛教到梁武帝(502549)时达到全盛……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这样充实了寺院的经济。”(《中国佛教史略》3233页)群臣四次把皇帝老子从寺庙中赎出来,何来这许多钱?唯有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了。这样舍本求末的执政,国库中还能有多少资金来支持县政建设?

综上所述,既然南兰陵不可能有两处城址,那么,孟河境内的那处遗址到底是什么东西?

清朝嘉庆二十三年间出版的《许氏方舆考证》卷四十五“兰陵废县”云:“在武进县西北九十里,通志晋太兴元年萧整自兰陵过江居武进之东城里,时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始置南兰陵郡及南兰陵县,南畿志云,府北八十里万岁镇西南,按晋置南兰陵郡治兰陵,宋时因之,齐省郡,以县属南琅琊郡,隋开皇九年省入晋陵,齐高帝萧道成,县人也。……阜通镇南有圆坛西有方坛,盖萧齐以兰陵为汤沐县,置此为郊祀所,稍南即兰陵城也。”而在本书前两页“常州府形势”中给我们提供了十分确切的里程数,“府境东至苏州府常熟县界一百四十里,西至镇江府丹阳县界五十里”,下文又给出“武进县……附郭东至阳湖界一里,西至丹阳界五十里”,可见这个“兰陵废县”的位置是如何深入丹阳腹地了。

四部丛刊续编史部《嘉庆重修一统志》“常州府二古迹”云:“兰陵故城在武进县西北九十里,晋太兴初,置南兰陵郡及兰陵县,属南徐州,齐本纪,中朝之乱,萧整自兰陵过江,居武进县之东城里,时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遂为南兰陵人,地理志,兰陵县属南琅琊郡,而无南兰陵郡,盖齐末郡先废也,隋开皇九年,并入曲阿,旧志今名阜通镇,又青城镇,南有圆坛,高丈余,广十亩,西有方坛,高不盈尺,广七八丈,旧传为园丘方盖,皆齐梁时置。”

这两部历史典籍终于让我们拨云见日:位于孟河的这处遗址其实是当时南兰陵的祭祀之所,而绝非故城城址!而且这处祭祀之坛无论是从正史或是稗史的记载来看,都未曾有过皇家甚至王公贵胄的大驾光临。自然,现代文人的“妙笔生花”,是永远无法取代历史典籍地位的;现代工匠的“巧夺天工”,也是无法掩盖“现代文物”之痕迹的。

其实南兰陵县的大致方位,古代或今朝都有详图标明得清清楚楚。

目前国内学术界公认和使用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疆域图典,有两个权威版本,一是清朝杨守敬编撰的《历代舆地图》,二是原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编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者为毛泽东长期放在案头使用,后者则是史学家、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受命于毛泽东所嘱组织编撰。在编撰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过问、周恩来亲笔批示、外交部参与审阅、国家权威法定地图出版部门中国地图社出版,其权威性不容置疑。从这两个版本的图集上查找南兰陵的位置,并与现在的江苏地图相对照,历史上的南兰陵究竟是在现在的丹阳还是武进境内自是不言而喻了。(更何况现在的通江乡或是孟河镇已经不属于武进区了。)

说来道去一句话,只要找准梁武帝的故居、所葬修陵以及皇业寺位置,南兰陵故城自然就会水落石出了。那么梁武帝故居在何方?南宋《嘉定镇江志》(作者卢宪)在“卷十一古迹”中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梁武帝旧宅在塘头村,即位幸旧宅观旧井,井上梨枣并儿时所植尚存。”元《至顺镇江志》在“古迹•陵”一节中亦明明白白地指出:“丹阳皇基寺,今为戒珠院,父老相传,梁武帝之陵墓在其下”。或许又会有人发问,皇帝的墓怎会建在寺庙下面?

当年修陵的勘探者,曾经参加过明代第一陵---朱元璋下葬的明孝陵勘探工作的江苏省地震局高级工程师张治天所讲的故事。

1989年,丹阳市因为想搞旅游开发,就请我们去给萧衍的墓勘探一下。当时的位置是丹阳荆林乡三城巷。那时候七八个考古专家去了以后,只看到一头天禄孤零零地立在菜地里。当时我们也是两眼一抹黑,考古专家罗宗真说,帝陵可以是离开石刻几百米远,甚至上千米远。但当时我们也不怕,去了以后,就住在老乡家里,围绕石刻布下了探方。探方以2米×2米的距离,以石刻为圆点,探出了600多米。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依方格为单位,分工发掘,这些正方格叫“探方”,这种发掘方法就是探方发掘法。但是让人沮丧的是,我们虽然发现了一些小墓葬,但都不是帝王一级的。半个月过去了,我们准备拆网,一直到拆网结束,都一无所获。修陵究竟在哪儿呢?考古专家们是不是遗漏了什么?事情在后来似乎又找到了突破口。有一片桑树林,那片桑树林是我们尿尿的地方。梁武帝的修陵正是躲在那一片遗漏的桑树林里。我们考古勘探队都住在农村的农户家里,一共有七八个人,早晨大家起床就抢厕所,抢不到厕所的就到桑树林解决大小便。所以,勘探布探方的时候,我们就有意避开了桑树林。但是,拆网的时候,我们回头想想,总觉得落下了什么,就发现桑树林是遗漏的。于是,勘探队的专家们只好捏着鼻子,在桑树林布下严密的探方。他们用洛阳铲试着勘探了地下,发现地下7米深的泥土和上面的泥土不一样,上面泥土都是黄色的,而7米深的土是黑色的。这黑色的土不同寻常,应该就是帝陵回填的土!果然,后来桑树林一带发现了一个长达80多米的排水沟,这个排水沟非常讲究,很长,非常结实。还用仪器探到了长20米、宽10米左右的墓。但由于帝陵不能考古发掘,专家们并没有对梁武帝的陵墓进行发掘,只是点到为止。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这事让张治天大为不解,有人还拿这事跟他开起玩笑。原来那些天里,张治天的脑海里恍恍惚惚总会浮现出一只乌龟的形状。这是怎么了?那时候没有GPS定位,全都靠一点点把白天的测绘画在图纸上。每天都要忙到夜里两三点。也许是图纸看多了,我的脑瓜里总是有一只乌龟爬呀爬的。后来,丹阳市文化局局长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收获,我就很苦恼地说‘没有,就是脑子里面总有一只乌龟’。那个局长当时就说‘你先休息吧’。”张治天说,之前他曾经勘探过一些小墓,那些小墓大多是方形的,所以,他根本没把脑海里的“乌龟”和帝陵联系在一起。但不久,丹阳市文化局局长就赶来恭喜张治天了,因为之前考古专家们已经推测出梁武帝的帝陵其实就是乌龟形状的。

  梁武帝的帝陵发现后,丹阳市还为此召开了顶级专家论证会,国内顶级文博专家罗哲文、蒋赞初、梁白泉他们都去了,大家对张治天的这一发现非常认同。为此,那片桑树林也顿时身价陡增,成了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转身民国:一个县城~一个省省会

——20世纪30年代镇江城市建设、布局、形态

                 陆潮洪

20世纪上半叶是镇江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世纪初第一个10年开始,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封建帝制,其时,镇江新军举义京岘山,与全国一起开启了历史新时期。随后参加江淅联军,光复南京,为定都南京奠定基础。20年代末,民国江苏省省政府迁驻镇江,镇江成为江苏省省会会,镇江翻开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章节。

古代,镇江曾作过郡治、卅治、府治所在。作一个省的政府驻地,这是第一次,而且此时实行的省直管县体制。从1929年至1949年的这一历史段落中,镇江一下子成为全省政治中心。怎样才能负载起一个省省会的使命?一个县的县城是怎样转身为一个紧邻当时首都南京的江苏省省会的?

当年县城

当时,镇江县面积1046平方公里,在江苏61个县中排第42位。全县分7个区,省会设县城,地域属镇江县第一区范围,即包括原来旧制的城厢市、焦东乡、永固乡。“西以金山河界高资镇,东隔京岘山界丹徒镇,南界黄山及观音山,正北滨长江,东西长约11里,南北阔约7里,面积約为77平方里”。换成公里,面积近20平方公里。

县城尚保留明清县城模样,四周筑有长7600米的城墙,城里有4个城门。东门名朝阳门,南门名虎踞门,北门名定波门,西门名金银门。每个城门外有河,河上有桥,西门叫通阜桥,南门随城门名名虎踞,东北两桥则简单:东门桥、北门桥。城南城北还建有关河的出入口:北水关、南水关。后来,西门附近又开二座便门,南为新西门,通宝盖路,北为越城小门,通粮米仓。

镇江县城里基本还是清末老街坊的状况。“旧有街道,曲折狭隘”,“城内仅有大街一条,由南门通至西门”。辛亥革命后,仅建了一条600余米长的南马路(今永安路)。作为当时镇江县县城所在,要负载起全省政治中心的任务是明显不适应的。省府迁镇,大小机关均在城里,“人口骤增,商业日渐繁盛”,“转而为全省政治之中心,商治繁荣所关,中外观瞻所系,省会建设尤为是日要之图。”(1934年《江苏建设》一卷二期)

                设立机构

   “对于新的省会,应积极负起建设的责任。”省政府迁镇召开的第一次省府委员会议上,推王柏龄(建设厅长)等4名省府委员负责起草省会建议计划。随后,省府议决成立省会建设专门机构及咨询机构。 

成立省会设专门机构——江苏省会建设委员会,直接隶于江苏省政府。经省府委员会第224次会议讨论,议决推钮永建及缪斌、张寿镛、王柏龄、何玉书、陈和铣、陈中孚六委员为省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当时省府委员9),钮为主席,看得出来省政府是十分重视省会建设的,成立了一个高规格的建委会,省会建设委员会的委员全是省府委员。

制订〈〈省会建设委员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省会建委会隶于省政府,职责是议定省会建设计划及工程实施,经省府核准,由建委会或其他机关执行。设委员7人,由省府委员互推之,并推定一人为主席委员。每周至少开会一次,遇必要开时由主席委员召集。建委会还设专门委员35人,聘任专家及于工程有经验者。担任工程上之计划与审查验收等事项。同时,建委会设参事会,聘任参事1117人,均为无给职即不付薪的,审议建委会交议及咨询事项,并得建议省会一切建设事宜,似为咨询机构。913,建委会第一次会议选聘冷御秋、陆小波、茅以升、柳诒徵等12人为参事,后又增一二人。

一年后情况变了。19303月,省政府改组,42召开的省府委员会第279次会议上,省府主席叶楚伧对省会建委会机构提出提议:省会建委会成立以来,工程进行尚称得力,惟细该会地位,颇属畸形,似有改正之必要:(一)省会建设委员会改为省会建设工程处,附建设厅,处长由建设厅厅长兼任;(二)省会建委会参事会隶属省会建设工程处;(三)处设总务、工程两课,工作照常进行。新省府给省会建设机构既改名,又降格,由隶于省府降为附建设厅,省会建设不再是省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是建设厅的一件事项,但要求厅长兼处长。几天后,49召开的省府委员会第282次会议上,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孙鸿哲又提议:省会建设工程处,应设置专任处长,以专职责,不由建设厅厅长兼任。这样,省会建设工程处从隶属、处长配置上完全是厅下处一级。

勾画蓝图

1929年起到上世纪30年代,对省会镇江的建设作过多次规划。

刚迁镇不久,省会建设委员会公布《设计镇江新省会之建议》,民国20(1931)颁布《江苏省会分区计划》《江苏省会新沟渠计划》《整理镇江市内河道`计划》《公共建筑规划》《江苏省会园林计划》等,还拟定《建筑镇江象山新港计划书》。民国22(1933),省政府颁布《发展省会市政及各县市政方案》,其中镇江部分,基本确定了省会范围、区域分布、道路网的骨架、港口的雏形。民国25(1936),制定《省会分区规划》《省会道路规划》。并在19301934年测绘省会全图,(抗战胜利后,民国37(1948)公布《镇江道路系统之设计》。)上述规划因抗战爆发及抗战胜利后忙于内战,多半未能实施。

我们看看1929年的《设计镇江新省会之建议》。这是进行省会建设的第一个规划。省会建设委员会成立后,1929924,即对省会建设亟须进行事项进行讨论,提出省会初步建设内容,具体是省会干路设计,拆城计划,保护江岸,全省运动场,保存古迹。

省会建委会第4次会议提出省会建设第一步计划:甲、省会干路,第一步先就主要干路计划,使现有交通便利,一、由车站至江边、二、由车站经省府各机关直达南门外警官学校、三、由车站至各名胜之通路(甘露寺、金山江天寺及第一泉、竹林招隐诸寺)。乙、拆城计划,一、就繁盛区之西城北城提先拆除,此外暂行保留,多开门洞,以利交通。二、所拆之城砖,交会保存,由工程处详议办法,呈会核夺。三、所有拆城计划及实施,均由该会办理。丙、保护江岸,请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进行测量计划,以便整理水利及保护江岸之实施。丁、飞机场地址,拟一为镇江车站与高资之间,一为镇江城外东南部,两处由中央择一。戊、全省运动场,在城外东南,觅一大空地建全省公共大型运动场。己、保存省会古迹,铁瓮城为镇江古迹之一,亟宜保存,不得擅行拆除,又甘露寺钟鼓楼,应即修理。

其它,如建筑平民住宅、筹划地方物品展览会址等,“务期造成镇江为经济的实业大规模的新省会,与首都呵成一气”。  

布局省会

一个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合理利用土地和自然条件,使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人民生活不相互干扰,有利于促进生产、方便运输、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就必须按不同功能将城市划分为工业区、码头仓储区、商业区、人民居住区,进行合理布局。

省会镇江怎样进行城市布局?划几个区?在省会建设中又有什么变化?先后有何相同又有哪些不同?

  省会建设中对分区,先后规划多次。1933年的规划将省会分为行政区、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区、学校区5区。1936年的规划将省会分为8区,多了码头区、旧市区、园林区。具体划分上,有的相同,有的不同,相同如工业区,1933年是划的是北固以东,1936年划的是花山湾一带,而1929年建议辟工业区也是“北固之东”;不同如商业区,1933年是划的伯先路以东、江边马路之南、中山路第2段(宝盖路)这一区域,1936年是划的大校场、虹桥路、新河路、鼎新街这一区域。

看看1936年制定分区计划:

甲、行政区——自北门城内起,沿中山路第三段以西,沿弥陀寺巷至中正路以西。

乙、工业区——花山湾一带接近河流铁道,便利运输。(靠拟建的象山新港)

丙、码头区——自京沪铁路江边车站码头起,沿江边马路以至甘露港一带。(即小码头铁路向东,沿江一线)

丁、商业区——自码头区向西之大教场、虹桥路、新河路、运河路、鼎新街等处。

戊、旧市区——自西门大街经中山路第一段至宝塔巷止(即宝盖路),及南门大街一带,两处。

己、住宅区——南门外之更楼巷一段,为模范住宅区,新南门外(解放桥建成后,此处称新南门)沿京沪铁路轨附近,为平民住宅区,另规定住宅区4处。

庚、学校区——自鼎新街至鼓楼冈。

辛、园林区一—城南城东空旷郊野划定园林区3处。

建筑干道

道路,“乃一市之骨干”。市内马路是一个城市的动脉,城市的骨架,市外公路则是一个城市与外界相通、联系的通道。

省府迁镇,大小机关均在城里,“人口骤增,商业日渐繁盛”,城里成了当时的政治中心。而“旧有街道窄狭,岖不平”“有提前拓宽的必要”。镇江“为省会所在,迫近京畿,观瞻所系,对于道路网之规划,尤为目前建设之急务。”并提出:“是以各项街道,均视实际需要,原有地势及将来发展,尽量利用旧路,并力求新旧中心线符合,以期两旁均匀放宽,减少房屋之拆迁及避免发生多量之畸零土地”。

省会道路是怎样规划、建设的?

1929年“建议”中对不少道路这样设想:干路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其中一等干路“均附有轨电车”,4条;二等干路行公共汽车,6条。

19304月,则提出道路分5期进行,共24条,采取的方法是“多数拟以旧有路线加宽修筑,俾拆屋较少,市民牺牲稍轻,而工程费亦可较省”,路分甲乙两种,甲种宽30,乙种宽22,普通路分18161210866种。第1期须筑马路“均系最重要之干路”,5条,分别是(1)西车站过京畿岭新马路入竹竿巷五条街至北门,东西最长入之干路;(2)南火车站,经大市口达江边,“此为南北干路”;(3)(4)西车站至金山,业已筑成;(5)南马路至江边。1931年“道路计划”则列“江苏省会街道计划一览表”,已筑成、未筑成的12以上路共29条,其中201条,186条,157条。

1933年“方案”中在完成干支各段一节内只讲了5条路。

1936年公布道路计划:

路宽。主要街道:20公尺18公尺15公尺12公尺,次要街道:10公尺8公尺6公尺。里弄小巷:以4公尺为度,务求交通消防、公众卫生等均得便利。公路:一律暂定7公尺(如省会路、东吴路)。两路交叉,务求直角,其繁盛区域及二路以上之交叉,加辟广场(如大市口、京畿路、北门城)

纵向主干道:城内,中正路、南门大街、青云街、斜桥街。横向主干道:城内,中山路、正东路、堰头街、水陆寺巷、千秋桥街。城西北部:横干:江边大马路、中华路、西门大街及宝盖路,纵干:宝塔路、山巷路、伯先路。城南:中正路、南门大街为主干。城西南及东北:省会路、镇澄路及象山路。

1936年公布的《江苏省会街道计划一覧表》中共列街道 160 条。其中,宽20一条,宽186条,宽157条。宽1225条,宽1014条,宽870条,宽710条,宽626条,宽51条。

实施情况如何?至1936年,已筑道路9条,是金山路(1930)、中山路(今中山桥至老北门一段)(1930)、中正路(1930-1932)、林隐路(1931)、中华路(1932-1933)、镇澄路(1934)、宝塔路(1935)、北固路、省句路(省会路)、其中,中山路是由镇江火车站经京畿路、宝盖路、新马路、双井路、竹竿巷、北门直象山,全长约8公里,为省会东西干路,北固路为中正路北门广场至北固山,全长800公尺,镇澄路,市内段为正东路。

还拟筑道路7条:江边路(石浮桥直至北门)、北环路、三山路(中华路至中山路)、扬子路(滨江码头通道)、虹桥(滨江)(江边路至中华路)、环城路、大北南路(大南路自中山路至南门车站,自中山路至北环路,为大北路)

江边路后来开筑,抗战爆发,因此停工,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又动工,筑至与中正路交汇。另,动工的西门大街,也因抗战而停工,抗战胜利后改铺柏油路。

对外联系的公路,原有一条丹句路,另外,苏北有一条联系苏北的镇扬路。省会后,丹句路更名省句路,后省句路1931年在原土路的基础上,修筑了路基宽9,路面宽5泥结碎石公路。又陆续兴筑向东的镇澄路(1934)、向西的宁镇路(1936)、向南的镇丹路(1934) 镇宝路(1937)等公路。193611,实行所有车辆一律靠右行驶。

在镇、丹、句境内,修丹()()路、扬()()路、京杭国道句容段、溧()()路。

1936年江苏省省、县道公路规划中,苏南9条省道中有4条以镇江为起讫点:京镇路(南京至镇江)、镇沪路(镇江至上海)、省句路(镇江至句容),过境线:京杭路。江南公路,省建设厅规划,至1934年联合通车里程达800余公里。

修建桥梁

省会迁镇时,镇江河道上原建有桥梁6座:西门桥、千秋桥、高桥、网巾桥、范公桥、石浮桥、新西门桥、洋浮桥。这些桥,多为木质,“年久失修,经风雨剥蚀,木料腐朽,行人危险”。除新西门桥“尚称安全便利”外,其它诸桥都年久失修,危险殊甚。

省会建设中,在陆续修筑金山路、中山路、中正路、江边马路时,依照规划,或因原桥年久失修,新建或拆建了几座桥梁,这些桥梁中:拆去桥梁:网巾桥、范公桥,洋浮桥,新建桥梁:中正桥、中山桥、金山桥,改建桥梁:平政桥、跃金桥(新河桥)、西门桥。

开始建的也是木质的,如1930年建中正桥(今解放桥),木结构;1931年建金山桥,木结构;1932年建耀金桥(新河桥),木结构,但桥面是活动的,方便船只往来。这些木桥用洋松木造,后逐步淘汰木桥。到1932年建长30公尺,宽12公尺的并有15度斜度的中山桥,城区才出现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桥梁;1933年改建平政桥时也是钢筋混凝土建筑;1946年拓宽大西路时改建老西门桥亦为钢筋混凝土跨式桥。

整理河渠

镇江巿内河道有运河、关河。古代,均为“交通之枢纽”,“船舶往来,商旅出入”。

运河,北以大口门、小口门与长江交汇,大口门运河,后填塞筑成中华路;其它段,拟疏浚,“以能畅行吃水五六尺之轮舶为最低限度”。

关河,又称官河,原“阔可百余尺”,北出北水关与甘露港相连,通长江,流经城内,南出南水关与绕城运河相接,(原还有一支向西,“经斜桥出西水关,与绕城运河相通”,向西一支,其时“久已淤废”)对关河,开始拟清淤疏浚,后因“为各沟泥渣所污壅,逐年垃圾所填塞,不独失宣泄之效,抑且无河道之形”,决定“完全平废”,以饰观瞻,填塞关河,但关河不是一下子消逝的。

临江,西原有夹江口,东有甘露港,两避风港。夹江口,“与金山河与之交接,与京沪铁路江边支线相联”,“其间工厂货栈,粗有可观”,为镇江西端最佳避风港,“长江轮埠均在西端,船舶皆聚椗于夹江口、大口门”一带,但因“滩河新涨,与年俱增”,对此,拟予疏浚,后铁路部门曾疏浚夹江口至大口门涨滩,以维交通。

甘露港,在甘露寺下,通关河,因“轮埠东移”,拟疏浚,宽度为120尺,“深度以能容吃水7只之船只可以四处出入无阻”。

沟渠整理。清末民初时,镇江城内外分4个区域排水,除旧租界排水较有系统,建有一条3尺径水泥管下水道通长江外,其它,为明沟排水,沟渠“多属砖砌,宽15寸、深3尺者为多,宽2尺、深4尺者仅一二大沟而已”,且街道路面均作水槽形,路中低两边高,沟渠造于路中央,弯曲不畅,排水困难,常常沟渠涂塞,“街面积水排泄为难”,整修沟渠成为“省会建设最重要之一端”,为此,制定了新沟渠计划,新沟渠分6种,在陆续进行的道路建筑中逐步整理,配套排水系统,建中山路时,修下水道0.9公里,城砖圈拱结构;建中正路时,修下水道1.1公里,运河以北为城砖圈拱结构,南为土明沟;建中华路时,修下水道2.06公里;建苏北路时,修下水道1.215公里,混凝土管道。这些下水道分别通运河、关河、长江。

整顿市容

当时镇江成了省会,镇江县县长也“因为省政府搬到镇江来,马路已经一天天多起来,因此市容要整顿,街道要划一的,建筑要合新生活的,都是目下不能再缓之事”,于是,便订了“整顿省会市容计划”。

这个计划包括建筑、卫生及其他三方面,建筑方面计划:()放宽西门大街。()修理小街支巷。()有阴沟的街道派工匠疏通,并接通马路大沟;没阴沟的,由建设局订好计划,责成乡镇保甲长各住户筹募款项,逐渐的修砌。()填塞网巾桥下的官河。()西车站:填塞铁道旁边的小塘一部分,叫马路放宽;迎面破旧房屋叫房主修理或改造。南车站:站外砌一花圃。()各大马路旁边空起砌些小花圃。卫生方面计划:()中山、中正、中华、宝盖等路添设厕所便池,一律钉置蓝色磁牌,写明“厕所”。()拟定大市口建大规模菜市场。()由公安局设岗警,严厉地禁止随便乱倒垃圾和污水。其他计划:()整顿人力车,雨蓬、座身、布垫,如果破旧一律换新,并由车商设置洗车池,将车身车轮随时洗刷干净。()整理广告牌,清除墙上广告。()禁止沿街晾晒衣服和堆放杂物。()禁止在街上洗衣服、洗食物,并倒污水。()车夫沿街抢生意,行人衣履不整齐,和走路不分左右等等,由岗警随时注意,并组织省会各学校在下课和休假日服务。

建筑省府

省会迁镇江,其标志是省政府驻在镇江。那么,省府办公地点建筑何处?省府决定迁镇前后,就对此有所安排,省建设厅与镇江县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建在城北部。先在大校场建筑临时办公房屋作为过渡,然后在此建筑,作为省府所在。理由是此处北限长江,东阻北固山,西南逼归市城,面积600余亩,省府建于江边,使隔江一片荒土日日在望,自可引起建设江北之心理,利于苏北开发;临近长江便于建筑材料运输,可省经费;离城垣较远,民房拆让较少;军事上,较安全;省府建于大校场,东有新工业区,西有旧商扬,南有城市,北控长江,省府位于其中,如一架飞机中司机者之地位,如此规划,全省有益,全埠有利,

另一种意见,建在城南部。建议省府建于小校场,这是镇江各机关的呈请。呈文中说,大校场拟为开辟新市场之处,以省府位置其间,所余地亩,不敷新市场建设,且居闹市不宜办公,此不便者一;沿城墙一带民房拆让,民多贫苦,拆易建难,省府未立而先令千百家居民流离失所,似亦非注重民生,此不便者二;遍近要塞又遇江防,此不便者三。而建于小教场,有三利,此处位于正南,约有600余亩,平坦空阔,不用填不用拆,工省而民不逊,其利一,;近铁路,交通水陆,行往适宜,举凡金焦北固南郊,一一在目,南城墙可资屏障,拆城临运河,亦天然界限,其利二;位适其中,有控制全市之候,无喧哗错杂之烦,其利三。

校场,旧时操练和比武的场地。大校场,唐为兵场,宋为郡校场,元为府校场,清为区别小校场,称大校场。位于北城墙外一片(今烈士路北),西至北水关,东至北固山前峰。小校场,位于南城墙内县城西南部一片,即由今中山路小学向东沿健康路一线南面一片。

后来,省机政府既未至大校场建设,也未在小校场建设,只是省党部后来在健康路东口南侧小校场东北角建起了大楼。迁镇时,省政府各机构办公处大多利用前清的旧衙门官署,省政府及省民政厅、省府秘书处设在将军巷内旧将军衙门,省财政厅设在旧都统衙门,建设厅设在初中部,农矿厅设在八叉巷,土地整理委员会设在江边美孚行,国民党省党部与大中办事处初拟设城隍庙、敏成学校。

19376月,省政府拟各机构合署办公,准备在省党部马路对面建筑合署办公新署,地点在南至新南门东至武庙南马路边西至中正路北至正东路,面积百亩,并已在25日报上公布“江苏省政府征收合署办公民地应行补偿地价数目清册”。后,抗战爆发而停止。

逐步转身

经过数年建设,镇江在诸多方面逐步一个由清末镇江县城向民国江苏省会转身:

省会面积。作为一个省的省会,镇江省会在建设中扩大,当时省会面积有77平方里(20平方公里),但城区面积不大,镇江县城在1928年定为省会时面积4.22平方公里,1937年城市总面积约为19.25平方公里,1937年省会建成区面积达6.75平方公里。(19494月,镇江解放,市、县分设,镇江市的范围为城区及近郊,大致就是原来民国省会的范围)

省会人口。城市是人口聚居的地区,而作为一个省的省会也必须有一定的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省会迁镇后,省会的人口在逐年增加:1928136807人——192930395153613人——193140411176002人——19344092619317人——193541038193672人——1937年时,镇江县城即省会已有43691216803人;人口密度也由1931年每平方公里9149人,增加到1935年每平方公里10061人。

此时,市政建设的其他方面也有一定发展。

省会供水。1934年建成江边自来水厂,1936年投产,日供水能力0.48吨,管网总长70公里,较1926年时,管道总长翻了近一番。用水户460户,消防龙头194只,供水区域由城外扩大到城里,东到教育厅(359医院),南到省党部,东南到地方法院(今军分区),北到江边,西到伯先路。

省会路灯。清末,镇江建成电厂,县城开始有电力路灯,1913年,有路灯496盏,1936年,路灯增加到1955盏。

省会公共交通。省会时期,省会行驶过公共汽车?又何时开始行驶公共汽车?在1932年。19325月,省建设厅在镇江试办公共汽车,拟开驶3条线路,521,镇江开驶公共汽车的消息在报上刊出。第一天开驶的镇江公共汽车的结果,是因影响人力车工人生计,开驶当日即被人力车工人捣毁公共汽车1辆,省会公共汽车只好停开。但1937年省公路管理处,为方便游览风景名胜,开驶游览专线,每逢星期日和节假日,开驶2条线路,一条从中正路经鹤林寺到镇江中学再经西火车站到金山,一条从南门火车站出发经大市口、北固山、江边码头、伯先公园,经西火车站到金山,同年,镇江市内又开驶3条线路公共汽车,均从汽车站始发,到金山、四摆渡止,每条线路配车2辆,每日往返8次,为不影响人力车营业,各线路不分远近,票价均为0.15元。省会邮电。民国后,镇江设市内电话,开办长途电话,省会迁镇前,市话用户568户,长途电话直达徐州、南京及邻近各县,并经南京可与常、钖、苏、沪通话。迁镇后,开办省办电话,1935年市话已扩充到1600门,开办自动电话100门,在伯先公园设江苏省最早公营电话——电话零售亭,长途电话已通达全省各县,并经转可与浙、皖、冀等省通话。

省会城市建筑。省政府各机构大多利用旧有建筑,有相当不适应。20世纪30年代省会陆续兴建一批建筑。其中最早建的是江苏省立医院,后又建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江苏省立镇江体育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江苏省公路管理处及镇江汽车站,自南向北,新建筑次第排列;省庐,建在中山桥畔,与国民大戏院相邻;气象台,屹立北固山中峰,成为全省气象中心;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矗立城北护城河边。

省会公园。除省会迁镇前已动工的民间修建的伯先公园,城里运河边利用拆去的城墙基修建了河滨公园,南郊建了黄山公园。

1936年,镇江县城已形成这样的城市形态:

4个不同功能的不同区域:按当时地域形势,镇江县城分为城里、城外、小码头、河北区域。镇江县城4个区域是有分工的:城里,省、县政府驻地,政治中心;城外,为商埠重心;小码头,为又一繁荣区域;河北为能源中心。

城里。城里虽然是省、县政府驻地,但与其它三个区域比较,则比较冷落。市场全在城外,繁华全在城外。

城外。城外自开埠后轮船业兴起,特别是沪宁铁路通车后,这里成了商埠重心,以西门大街为主要市场,商店、银行、旅馆多集中此。江边码头由西向东,逐个排开,港池内轮船进出,汽笛声声;铁道上火车飞驶,时东时西。码头、车站间旅人络绎不绝,车水马龙。  小码头。

小码头是城外西部又一个繁荣区域。这里工厂多,金山河为木业市场,新河、金山河为天然避风港,帆樯林立。沪宁铁路通小码头的铁路支线为水陆转运中心,设江口车站,工商云集,民居栉比。这里是镇江交通转运集散地。

河北。城外还有一区域也很兴旺,就是当时流经城外的运河(今中华路)以东、北城墙外部区域,当时称河北区域。这里姚一湾东西为大口门、小口门,商行堆栈集中在这里一,荷花塘一带直至北固山下,设有许多煤栈、油池,电厂、自来水厂都在这一片,是能源集中所在、仓储集中所在。 

回溯镇江城区在20世纪30年代由一个镇江县城向一个江苏省省会转身的过程——虽然有不少规划未能实施,但就从那些年的实践看,大致是否可以给人以这几方面启示:

一、      行政体制往往是推动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虽然当年有人说,省会建设仅仅是为了观瞻,修马路是为了当官的好驶汽车,但实际上是一个行政区域怎样才能适应它所负载的行政职能?怎样才能建设相匹配的城市形象?试想,如果省政府不迁镇江,镇江不按照一个省的省会要求去努力适应,也许至1949年,镇江仍然还是一个县城的模样。

二、      战争、动乱对每一座城市的建设都是最大破坏、摧毁。镇江沦陷后,遭受侵略者铁蹄蹂躏,城市受到空前破坏。北固山前峰的十三门被毁,铁瓮城遗址荡然无存,河滨公园成了日军养马场。抗战胜利后,忙于内战,也无暇顾及城市建设,将原计划延伸的苏北路从平政桥延伸至中正路交汇处,虽将大西路加浇了沥青面层,使大西路成为省内第一条柏油马路,但其质量受到普遍质疑。自来水,用户增加到2000余户,但普及率只百分之三十七,且漏失严重,达百分之三十五。路灯,减少到1504盏,而亮的只934盏。公共汽车未恢复通行。

三、      省会建设怎样处理与旧城的关系?道路的建设基本上不少是利用原有道路进行合并、拓宽、取直,如中山路、中正路、正东路、大西路。省会建设机构如何在筹划具体项目时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使建设项目更合理?省会建委会设参事会,聘任参事,后为省会建设讨论委员会,“延聘有市政专门学识经验,及热心省会建设亊业者”,审议建委会交议及咨询事项,并得建议省会一切建设事宜的做法是可取的。

四、      省会建设中除有专门机构负责规划实施,承担主要任务,同时注意发挥镇江县等方面的作用。伯先路的维修改造,就是由镇江县建设局负责,车站路拓宽江边车站至镇江关段江滩疏浚改造依靠铁路部门,林隐路、镇象路等兴建则利用驻军力量。在每一工程实施时都进行登报招标、制订工程具体质量要求细则等这些做法也都是值得借鉴的。

古、近代镇江重要史实记述考订二题

               

 

将镇江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亊件及记述拿来作些探讨研究,力求还原或接近亊实原貌,本来就是史志工作者的题中之义,也是很有兴味的。这里写的两件亊都是镇江人所共知的,想必也是人们愿意一起参与研究的。  

 

题一:梁红玉怎样击鼓战金兵?
          
“梁红玉击鼓助阵战金兵”。这一历史故事是发生镇江、流传全国的著名故事。从古至今,故事本身及经过那些以此为题材的戏曲、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使这一历史故事影响广、声名大,在全国广为流传;梁红玉不畏强敌助夫战斗的巾帼英雄形象始终英姿飒爽在中华历史英杰长廊。
“梁红玉击鼓战金兵”这样一个经典历史故事,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宋金两军水战的战场的镇江,地方志中自然有记载。    
            史志记述
镇江地方志中是怎样记载?今、古志书对这一事实记述有无异同?                      
先看当代方志记述。1993年出版的《镇江市志》 “大亊记”中这样载:“建炎四年三月,金兵10万北返,韩世忠以8000人扼守焦山,阻击金兵于江心,夫人梁红玉在金山擂鼓助威,困金兵于黄天荡48天。”并载,梁红玉在金山上擂鼓的地方为金山妙高台。
这一重要历史亊实,古代镇江地方志中是怎样记载的?
宋《嘉定镇江志》(1208)在卷三“攻守、形势”中这样记载:“建炎四年(1130)四月,兀术入寇回至镇江,韩世忠已提兵驻扬子江焦山,以邀之。时敌众数万,世忠战士才八千,敌遣使与世忠,约日会战。世忠募海船百余艘,进泊金山下,仍植一旗,书姓名,表其上。预命工煅铁相联为长绠贯—大钩,偏授诸军之强健者,平旦敌拥千舟噪而前比合战,世忠分海船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曳一舟而入,敌不得渡。”这是对战斗的记述。战斗结束后呢?,金兵“遣使愿还所掠及献马五千,世忠不听”。“时挞辣所遣之兵,在仪真江之南北两岸,皆敌众,而世忠据中流与之相持”。后来,金兵如何逃遁?“敌以轻舸绝江而遁”,“世忠曰穷寇勿追”。
注意——镇江宋代编修的地方志书记述的战斗中不见梁红玉。那么,其他史书上有记载吗?有,梁红玉在《宋朝南渡十将传》中出现了。宋《十将传》这样记述、描写梁红玉:“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夲《焦山志》卷十—“杂识”上,倒清楚地载:“建炎四年三月丁巳金人至镇江府,韩世忠屯焦山寺,邀击之。”(《宋史本纪》),“金兀术分道渡江,韩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俟敌归,邀击之……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注明出自《宋史韩世忠传》。)说明清同治版《焦山志》采用了宋代的史书传记中的记述。
对韩世忠41岁时指挥的金山焦山江面上的水师大战,镇江地方志书上还有记载:“韩世忠驻军江阴宰执清以镇江隶世忠而常苏圌山诸处控扼”、战前在金山预伏精兵险些活捉夜间偷登金山窥探虚实的金兀术(宋《嘉定镇江志》)和“建炎三年高宗亲阅水军镇江登云门外九月遣韩世忠控守”“淳熙九年淮东总领朱佺言镇江一军乃韩世忠部曲造克敌弓,以当敌骑冲突,其发可至百步,其劲可穿重甲,最为利器。”蕲王韩世忠“至镇江一日抵晚令帐前提辖王权往金山戒,不得用船渡,恳给浮环偕—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山。”等故事。 (清《乾隆镇江府志》卷十六、卷五十四)
因此,史志中记述的“梁红玉击鼓战金兵”历史故事的版本是这样的: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兵10万在完颜守弼(金兀术)率领下,从建康直打到宁波,在大肆掳掠后于第二年(1130)春沿运河回师北撤。时韩世忠海船驻守镇江焦山,断敌退路。两军大战前,金兀术曾率数骑于夜色中登上金山侦察守军情况,差点被俘虏。接着,双方各自出动水师在江面大战。“兀术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斗中,“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金兀术看宋军十分英勇,自己的部队难以过江,便派人去向韩世忠行贿“尽归所掠假道,不听;请以名马献,又不听。”用全部所掳掠财物和赠以名马换取渡江,均遭韩世忠拒绝。金兵只好沿江向西退去,“相待黄天荡者,四十八日”。“兀术穷蹙,祈请甚哀,不听。”最后“凿大渠三十里遁去。” 韩世忠水师大战金兀的战法是“以海舰进迫金山下,预以铁绠贯大钩”“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曳一舟沉之。”(《十将传》记载是“出虏舟之背,每缒以绠,则曳一舟以沉之。”)也就是说,韩世忠用了一种十分高超的战法战胜了金兵:运用泅江潜水兵,以铁索钩钩牢金兵船底,缒索沉船。
民间流传
古代史志中记述是“梁夫人亲执桴鼓”,不是“夫人梁红玉在金山擂鼓助威”。这“夫人梁红玉在金山擂鼓助威”又是从何而来?查了一下,原来“梁红玉击鼓战金兵”,在镇江称“梁红玉击鼓战金山”。
“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故事是这样的:宋高宗建炎年间,金兀术率十万大军进犯镇江,时韩世忠率八千水军在镇江拦截。敌众韩寡,梁红玉向韩世忠提出埋伏之计,韩世忠听了,心中大喜。随后,韩世忠亲率战船,诱敌深入,梁红玉在金山山巅的妙高台擂鼓助阵。那一日,从南京方向移来黑压压一片战船,那就是金兀术带领的500百条战船,金兵耀武扬威,顺流而下,来犯镇江。梁红玉在金山顶上看得清清楚楚,猛然擂起战鼓。韩世忠听到金山那边传来的鼓声,立即指挥水军,扯帆迎敌,江面上顿时刀光映日,杀声震天。没过一会儿,梁红玉在金山顶上又擂起二通鼓,韩世忠听着鼓声,指挥战船,变化成人字队形,且战且退,转眼间便隐进鲇鱼套芦荡里了。金兀术一看,连忙紧紧追赶。梁红玉在金山顶上,看得一清二楚,金兀术已经中计,随即挥动令旗,擂起三通鼓。只见芦荡里事先埋伏好的战船飞了出来,打得金兵烟雾腾腾,火光冲天,金兀术想溜,韩世忠随着梁红玉的鼓声指挥战船追击,一直把金兀术围困在鲇鱼套的芦荡里七七四十九天,差一点把他生擒。
这个著名并广为传播的故事源于康新民采集的《梁红玉击鼓战金山》(上海文艺出版社《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属民间传说一类。
民间故事与史志记述有许多不同。志载是韩世忠拦截击败回师北撤金兵,传说则讲的战斗是在镇江迎战南下金兵;志载是先讲金兵行贿不成,再写水师潜江铁绠贯大钩曳沉敌兵船只,凸显宋军水师战法独特战法,传说则突出梁红玉夫妇战前设诱敌之计,战斗中又突出三通鼓在不同战斗阶段中的指挥作用;志载着重记述,如实反映韩世忠水师英勇机智的战斗,传说则是人民群众心目中并经人民创作的重述,大胆进行艺术夸张,想象浪漫,突出梁红玉;志载是在水师战斗中“梁夫人亲执桴鼓”,传说则讲梁红玉击鼓战金山(“战金兵”成“战金山”这一说法不知何时形成并被广为运用,有的文艺形式干脆就称“战金山”)
又一视野
除镇江对这一历史故事有记述外,扬中、句容的文史资料中也有此类记载。
对战斗的地域范围。一般人都认为这场战斗主要在镇江金山至焦山江面,但扬中的文史资料却记载有“韩世忠败金兵于小沙”之说,说金兵回师北撤过江开始在圌山关经小沙渡三江营北归,后宋军水师阻击,金兵在小沙吃了败仗,然后再转向镇江北渡的。(韩世忠驻防韩桥时,曾派兵至小沙围田1420)
黄天荡在哪里?民间故事说在镇江金山西鲇鱼套,史载不明确(但此时金山、中泠泉等均在江中,江中还未成鲇鱼套陆地),只说“凿大渠接江口,则在世忠上游。”句容的文史资料则显示,其位置在句容北境下蜀附近老鹳河。这条老鹳河长达30多里,直抵龙潭。宋代这里是一片江水茫茫,黄水荡荡,芦苇白白,有“黄天荡”之称。据说,金兵西退到这里,是用刀枪挖渠通江逃遁的,龙潭镇上的一段小河仍叫刀枪河,老鹳河则是现在大道河、便民河。这些为我们认识这个发生在镇江的战斗提供了一个更开阔视野。而事实也是一支偌大的十万金兵,战斗的展开是要有一定地域范围的。
“梁红玉击鼓战金兵”历史故事发生在镇江,镇江自然留有不少遗存:蕲王庙,金山大雄宝殿左侧曾建有纪念韩世忠的建筑,韩世忠曾被封为蕲王; “韩世忠立马造韩桥”的韩桥,传说韩世忠追击金兵时遇河阻挡,用七方平整石板与八块大条石快速搭建而成,在镇江新区韩桥;大、小韩阙、大营盘、大校场、寨里、大寨、小寨、点将台,也在新区大港韩桥;韩瓶,据说是韩世忠部队击败金兵后饮用“庆功御酒”的器皿。这些都为我们认识这一历史故事提供了佐证。
当我们换一个较广阔视野即故事发生地由镇江东西延伸至扬中、丹徒、句容来认识这个经典历史故事时,可不可以这样表述梁红玉击鼓战金兵:韩世忠身负驻江防守重任,任淅西制置使,与夫人梁红玉一起精心迎战在长江南岸数百里战线上,“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根据侦得情报,回师北撤的金兵在金兀术率领下将从镇江一带过江,(南下时是从镇江东边、西边追击宋军的)。韩世忠在镇江一线江上虽只有8000人马,但这8000人中有一支经过特殊训练的水师。这些水师个个身手不凡,能似蛟龙潜入江底,进行一种敌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水下攻击作战方法。金兵从大港、大路一带,经小沙过江时,遇到宋军阻击,损失惨重,又改从镇江金山至焦山江面强渡,谁知韩世忠军已指挥好水师在等待金兵到来。骄傲的金兵见宽阔的江面上没有多少宋军舰船,更不将宋军放在眼里,边组织部分舰船御敌,边组织大队人马乘船过江,谁知,就在金兵船队过江时,只见江面上驶来韩世忠高大的楼船船队,传来咚咚的鼓声,隐约可见高高船楼上一队英姿飒爽的女兵在梁红玉带领下擂起战鼓助战,鼓声咚咚,震动江面,炮声隆隆,腾沸江水,鼓声伴着炮声,炮声随着鼓声,一时间江面上旌旗翻飞,杀声震天,金兵仗着人多船多等着宋军船队靠近厮杀过江,却谁知,这时只见一艘艘船只有的歪斜过来,有的翻翘了起来,没一刻,金兵一片哭喊声响彻江面,哭喊声中一只只船只迅即沉下江底,金兵首领金兀术好生纳闷,还未战斗,怎么船只下沉一片,莫非江中水底也有伏兵?是的,韩世忠用他经过长时间训练的水军潜入江底,用长钩钩,用长绠曳,用铁凿凿,很快便将金兵船队悄悄消灭,金兀术大惊失声,吓得所剩金兵边战边向西撤退,一直退到下蜀一带的黄天荡里,宋军将金兵围在这片芦苇荡中整整48天,其间,金兀术先是派人乞求愿将所掳财物献出,放一条北归路,又派人乞求愿献出马匹,请宋军给一条生路,最后金兀术甚至一副可怜相哀求,但均遭韩世忠拒绝,穷途路未时,只好在奸人帮助下,连夜用刀枪做工具挖了一条30里大渠,才得以逃出宋军包围。
梁红玉击鼓战金兵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主要是因为这场战斗以寡敌众,八千胜十万,而且是宋军与金兵作战的重要转折点,大大振奋了宋军抗金的信心、勇气,并为南宋政权以后30年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是故事塑造了一对抗金兵夫妇将领的英雄形象,梁红玉的击鼓助战的英武形象在中国妇女形象艺术长廊是不多见的,是独具光彩的,尤其是战后不绚私情,“奏疏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的深明大义的行为,更使人敬佩。梁红玉被封为安国夫人、扬国夫人是情理之中的。
至于梁红玉其人身世,尽管也有两种说法,但一般都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的说法为多,虽然这段故事中讲梁红玉在府衙等候朝贺时,梁红玉在廊檐柱下,看到一只黑虎蹲伏,转身再看却一卫兵在蜷伏打盹,用脚将其踢醒问了姓名才知是韩世忠这段巧遇有点夸张,但多少也说明了梁红玉对韩世忠的崇拜、预测,这才形成了一时幻觉的。这也许就是宋代作品中一种英雄人物的不同凡响的出场。
“战金兵”与“战金山”,谁更符合亊实?显然是战金兵,因为在金山上击鼓,尽管宋代,金山、焦山均在江中,但鼓声传送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宽阔江面上的战船是无法听到的,击鼓必须在战船上、在水师的行列中,才能起到助阵作用。
而对梁红玉击鼓战金兵这一核心情节应该是怎样表述?《淮阴市志》(1995年版)“人物”梁红玉韩世忠条目中对“梁夫人亲执桴鼓”倒是记述得具体生动:“……梁红玉身先士卒,登上十几尺高的楼橹,冒着流矢,亲自击鼓指挥作战……”而将记述化为形象的则是有人在澳门葡京酒店见到的酒店陈列的玉雕“梁红玉战鼓战金兵”,玉雕很生动地塑造了她在江上战斗中擂鼓助阵的英武形象。
为什么《镇江市志》会记述为“夫人梁红玉在金山擂鼓助威”?怕是将史实与传说混同在一起了的缘故。不光记述,还有人在讲述这个历史故事时,也将二者掺揉在一起。由此使人想到,在记述(讲述)历史亊实时,一定要将历史与传说分开,也可以与相关的史志进行考订,力求记述与史实原貌相符。
                (载《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8)
 

题二:关于孙中山来镇江的史实与记述

            

孙中山来镇江,这是镇江近代史上一件的大事。近20余年来,一般流行并己被基本认同广泛使用的说法是两次,均在1912年,第二次曾息宿广肇公所。

这一重要历史事实,在各种文史书籍中是怎样记述的?不同时间的记述是否相同?除了文史志书上的记述外,还有没其他文字也记述过这一重要历史事实?现存的记述中是否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完善更正的地方?

              

镇江文史志书上是怎样记述的?

目前看到的对这一历史事实记述的文字,最早是在1981年编印的《镇江文史资料》(第3辑)上,第一篇钟闻的<<孙中山先生来过镇江>>,文中说:“民国初年,孙中山曾经来过镇江,现知至少有两次,一次是1912年的第一天,……另一次则是他卸去公职以后的某个年头,特地路拢镇江驻息,作演讲、视察。”

第一次的情况:“据亲自参加过欢迎的现已90多岁的本市退休医师周炳华回忆:……人们站在两边马路上,就可以一目了然看到铁路上的火车——当专车进入镇江南站,放慢行驶速度,徐徐经过眼前时,人们很清楚地看见了仰慕己久的孙中山先生。他身穿中山服、器宇轩昂、神采奕奕地立于车门口,频频含笑颔首,举手向欢迎人群示意。一时专车两侧,四下里掌声如雷、欢呼盈耳。”

第二次的情况:“约在民贼袁世凯帝制丑剧终场之后的某个年头”,据当时现年70多岁的杨方益记述:“当年曾听到现已去世的他父亲告诉过:那天上午,当孙先生乘坐的专车到达镇江西站时,有地方老同盟会成员、各机关团体代表共三四十人,齐集车站欢迎。扬老之/父当时是县议会副议长,也参加了欢迎行列。中山先生下车后,精神焕发地与欢迎者一一含笑、点头、握手,驱车入市巡视后,稍事休息,即应邀到镇江商会演说国民革命。那时的镇江县商会在龙王巷38号内。当晚,下榻在商会。但,据.六十年代参加市政协学习活动的一些耆老回忆,也有人记得那次住宿住在广肇公所内”。“由于孙先生系广东人,故而。”还说,“那天又到镇江商团去演说一.次”,还“极为可能曾到江边港口等处实地巡行、视察过”。文章还说:“可惜的是本文上述那些曾亲见亲闻这一盛事、六十年代尚能作出某些忆述的老人们,现时均多已去世,因而再多一些的具体情况,目前实在无法知道和追述得更为清楚了。”并注明资料系依据3名健在与4名已故同志忆述。﹙<<镇江市志>>1912年为丹徒县临时议事会﹚

1985年出版的《镇江史话》﹙王骧等著,江苏古籍出版社﹚是一本影响较大的介绍镇江历史的书。书中是这样记述孙中山两次经过镇江的:

笫一次是“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中午前后,专车经过镇江南站,放慢行驶速度,中山先生站立在车门口,向早已伫立在车站月台和马路上的数千欢迎群众频频含笑颔首,举手示意,并派马君武下车向群众答谢。一时专车两侧,四下里掌声如雷,欢呼声盈耳。”

第二次是“当年10月中山先生辞卸临时总统后,下榻广肇公所,在商会及商团两处演说(商会会址在今龙王巷38号,商团在镇屏山上)当众宣布卸职后将兴办全国铁路,并谓镇江为南北要冲,南岸江滩淤浅,宜建一长江大桥,并于北岸筑一铁路直达连云港以利南北交通。  中山先生在镇一天,还驱车入市巡视和参观象山炮台。”

第一次孙中山过镇江,1981年回忆的情景为当年亲见者在马路上火车经过时所见。《镇江史话》的记述是学者研究的结果,记述中多了时间中午前后,地点月台,及派人下车致谢;第二次孙中山来镇江,1981年回忆的情景是听参加欢迎的父亲所说,时间为“袁世凯帝制丑剧后的某个年头”,那应在1916年后,上午乘火车从上海来镇的,先在商会又到商团演说,“下榻于广肇公所”,并极可能到江边港口巡行过”。文章还说是耆老们的忆述,下榻广肇公所是大家分析的。《镇江史话》记述中则时间不同明确指出在当年10月,下榻地同样是广肇公所,在商会商团两处演说,建大桥修铁路成了演说内容,并入市巡视参观炮台。至于乘火车还是其他交通工具来,未说。

1992年出版的《镇江市志》﹙1993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大事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孙中山由沪乘车赴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午经镇江南站,群众聚站热烈欢呼。1020再次抵镇,下榻广肇公所,在商团及商会两处演讲并巡视象山炮台。”这里将孙中山第一次经过镇江的时间记为中午经镇江南站,欢迎群众聚站欢呼而不是沿路欢呼。第二次来镇的时间又进了一步,明确为1020曰。怎么来是乘火车还是其他交通工具,也未说。

根据目前能看到的不同时期出版或编印的文史志书上的这三种记述,可以看出为了弄清这一重要历史事实,本市许多文史专家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作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特别是上世纪80年初,那些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用多人回忆亲见情况、听父辈讲述进行互相补充互相校正的方法,将这一重要历史事实经人整理成文,向全市人民介绍,是他们对辛亥革命70周年的最好纪念。其他学者又运用多种资料进行进一步考证,尽管在记述中不尽相同,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年代久远缺乏资料。但是,它向镇江人民提供了镇江近代史上一个重要历史事实。

还有学者写文章认为第二次在1919年,是为写《建国大纲》而来,在火车站受刭镇江老同盟会员和各界人士的欢迎,到港口察看,还应邀分别在镇江商会和商团进行演讲……当晚下榻广肇公所,第二天一早乘专车赴宁。﹙政协润州区委编<<润州人物>>﹚。还有学者认为共来镇三次。

   对这一重要历史事实还有没有其他的记述?

今天的历史,昨天的新闻。对这一历史事实,当年的媒体一定会有报道。当年的新闻报道是怎样报道的?这些报道是否会为我们提供真实、准确、详细又生动的当年情况?这里有几则报纸报道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一历史事实。

孙中山第一次经过镇江的情况。上海《民立报》1912134日这样报道:“191211,孙中山由上海赴南京就任临肘大总统。是日,孙身穿黄色呢质军服,戴平常军帽,偕代表及随员等于上午十一时乘沪宁铁路专车启节……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站,均有政府首长、团体代表及学生等列队欢呼,表示敬意。”﹙<<中华民国史>>记为十时﹚

“车次镇江时,受到镇江军政及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各军队立正举枪,军乐随奏,象山炮台亦放炮二十一响。总统频点首示谢,军政使以下俱脱冠以次向前握手,礼毕,大总统曰:‘此次光复,均赖诸君之力,本总统为四万万同胞致谢。’言次,左右恐总统声浪太微,不能远闻,遂高声传呼,众闻之,莫不欢跃,群呼‘总统万岁’者三。军政使.答云:‘此次共和成功,虽群策群力有以致此,然实.亦大总统提倡之功,军政使敬为同胞谢总统’言终,车徐行数步即止,商团各员复前致意,总统含笑举冠以答。嗣军政使复问:‘内阁何时可成?’总统云:‘日内即可发表。’又问:‘何时宣告万国?’总统答云:‘万国己承认,宣告亦数日间事耳’辞毕将开车,总统行至车之后,而下其窗门,与路旁观者致意时,欢声雷动,众民莫不举冠额手,以表欢迎。车行,军乐复奏,总统尚恋恋注目路旁军民,咸复挥冠欢呼以送,及车不见始各整队而归。”

有现场场面描述,有人物几次对话,有人物动作描述,是一篇现场感很强的纪实报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报道孙中山赴宁赴任途中活动的融消息与特写于一体的新闻佳作,无疑也是目前看到的孙中山笫一次来镇江这一史实的最详尽最生动的记述.。报道中提及的军政使为当时的镇江军政分府军政使张权,他是19111212任职的,为当时镇江军政领导。《民立报》是清末著名报纸,是于右任在《民吁日报》被封后于191010月创办的,宋教仁等先后任主笔,1913年被袁世凯查封。

孙中山第二次来镇江,当时的报纸上也有报道。1912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9月离开北京,103乘船回到他移住的上海。这段时间,孙中山多次到各地访问,是他一生中巡访国内省区最多的时间。1018他应赣督李烈钧邀请,离上海赴江西视察,途中经过镇江。

19121018,“应赣督李烈钧之邀请,离上海赴江西视察。是日,乘联鲸舰,溯江上驶,沿途视察……各要塞炮台。”(《民立报》19121019

“孙中山校阅江阴镇江炮台“孙中山先生本月十八号由沪乘联鲸兵舰起程于十九日抵江阴查勘炮台毕展轮上驶。二十日早6时,驶抵京口,下碇江心,维时驻镇十六师各营弁兵,均至江干列队欢迎。旌旗五色,映日鲜明,停泊江中之各兵舰亦俱高悬彩旗,鸣炮致敬。既而顾忠琛师长,张伟斋、赵念伯两旅长,张翼云县长,以及各营官员、炮台员,并各界代表均诣舰中竭诚欢迎。孙先生次第接见,茶话片刻,旋即登岸偕同要塞总司令洪承贞,先至象山炮台,查阅一周。当先生到象山炮台时,炮台上军乐大作,守台弁兵列队伍,荷戈立正恭迎如仪。继往焦山、雩山、湍山、都天庙各处炮台检阅成绩,并演放巨炮,隆隆之声,震动山谷。县长以空炮声响较大特先期通知各区长饬保肩牌鸣锣使家喻户晓届时不致惊恐云”(《申报》19121022

这是上午的活动。下午的活动是参加镇江各界欢迎会。报纸是这样报道的:“‘中山赴宁’孙中山先生秉节莅镇查勘炮台各情已纪报端。.兹悉粤商梁仲畏君特通告各团体於广肇公所开会欢迎孙中山,以表诚敬。午后,先生由舰登岸,驻镇宪兵导前,十六师各营官弁步后,道旁观者途为之塞,或脱帽致敬,或鼓掌欢迎,先生一一回敬。迨莅会时,一一握手,入席茶话,由各界代表致欢迎辞,先生演说历三时之久,毫无倦容,而列会者亦莫不肃敬,咸有满意之色,直至九时,始尽欢而散。先生回舰后,即命启轮上驶,已于二十一日抵宁矣。”(《申报》19121023

参加欢迎会的情况,《民立报》24日的报道可以看作是对<<申报>>报道的补充:“二十日下午二时,孙中山抵镇江,当赴欢迎会时,会中镇江商会总理李敬曾要求孙为镇江向程都督说项,免派特别捐,以减经地方负担。中山答以此系行政官之权限,未便越俎代谋,况共和时代,每事须由省议会议决,方能实行,将来议会必能主持公道。李君又谓,镇江自津浦开车,商业大受影响,非赶筑瓜清铁路,不能挽回一二,先生总理全国铁路,敢请先生提倡。先生曰:此议愿竭力帮助云。”

两份报纸四篇报道将孙中山笫二次来镇江的情况作了生动报道,都是现场感很强、既写了上午下午的盛大场面又写了人物活动且有名有姓有问有答的新闻佳作,当然也是十分珍贵的历史实录。难怪后来被收入孙中山纪念集子里。

孙中山来镇.江,镇江文史志书上的记述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关于第一次,日期是相同的,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这是我国笫一次用阳历纪年,“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一新耳”。在镇受到热烈欢迎,场面空前。不同的是时间,一说是中午前后,一说是中午;地点一说是进入南站后,一说是经过南站;欢迎情况一说在铁路沿线与月台还派人下车答谢,一说是聚站欢呼。

关于第二次,相同的是在镇演说,不同的是日期,一说是在袁世凯称帝丑剧以后即应是1916年后的某个年头,上午,一说是当年10月,一说是1020;交通工具一说是乘坐专车,有的没有讲;活动一说是商会演说又到商团演说还可能去江边巡视,另二说与其基本一样,多了巡视象山炮台;演说内容一说是国民革命,一说是建桥修铁路;下榻一说是商会但有人回忆在广肇公所,另二说是广肇公所。

再看当年的新闻报道是怎样对文史志书上的记述进行了补充、丰富的。关于第一次来镇,到镇时间当在当天下午四时前,因为专车是上午十一时﹙或10时﹚从上海开出的,下午5时抵南京下关车站的﹙<<中华民国史>>93页﹚;欢迎情况除了在火车进入南站后就受到聚到路旁群众的欢呼外,还在车站举行简短而隆重的仪式,孙中山向群众致意回答了问题,报道还记述了孙中山与欢迎群众告别时的深情,形象感人。但仪式在南站还是在西站举行没有写明。应该说,从<<文史资料>><<镇江史话>><<镇江市志>>上的记述越来越清晰,加上当年新闻,基本还原了事实面原貌。

关于第二次,日期与<<镇江史话>><<镇江市志>上记述中的二说相同,即当年1020日,时间一天;交通工具明确是乘军舰溯江西上途中;活动按排是上午视察炮台下午进入市区到广肇公所参加欢迎会,演说历时三时,还回答了商会负责人所请二事,其中炮台的欢迎仪式之盛大与下午进入市区时群众欢迎场面之空前及欢迎者的姓名都是珍贵的史实,弥补了记述的不足,在欢迎会上谈到筑铁路是商会的建议;下榻未讲到,而是说“回舰后即命启轮上驶”。可以说,当年的新闻报道对孙中山笫二次来镇的史实,有的进行了印证,有的进行了补充,有的进行了更正,也基本保持了事实面貌,使人们对这一历史事实有了更真实更准确更全面甚至更生动的了解。

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记述孙中山两次来镇江: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孙中山由沪乘专车赴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下午经过镇江时受到铁路两旁群众热烈欢迎,在车站举行隆重仪式,向群众致意回答了问题。1020,沿江西上乘舰抵镇,上午巡视了象山等炮台,下午参加了在广肇公所举行的欢迎会,发表了演讲。

为了帮助人们了解当年报纸报道的孙中山两次来镇时的盛况,便于阅读,曾将当年有.关报道文字改写成两篇短文,一篇是<<赴任途中>>一篇是<<溯江西上时>>,在<<镇江日报>>上介绍,并收入1996年编印的<<镇江掌故.>>一书中。至于孙中山第二次来镇是不是1919年,笫三次又是何时,目前还没有资料。

重要历史事实记述应力求准确全面真实。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多人不断进行努力的,是有一个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吸收利用并不断校正补充完善的过程的;而在认定事实时则又需要依据回忆﹙有时当事人的回忆也会与事实相左的,<<报刊文摘>>2005122<<还原50年代中苏历史真相>>一文中就有这样的事例﹚、档案、新闻﹙也会有差错﹚等多种资料的相互印证,使历史事实尽可能还原原貌。这是在回顾、讨论关于孙中山来镇:江这一历史事实记述的过程时得到的启示。

(载《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

开发镇江地方文化资源的实践和思考

镇江史志办  刘爱玲

地方志事业发展进程中,镇江史志工作者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围绕做大做强地方志事业,多渠道多形式开发利用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资源,为弘扬镇江历史文化,为镇江的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回顾开发利用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市,为与地方文化密切相关的地方志事业提供了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抓住机遇,开拓创新,立足地方志事业,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为建设文化大省建功立业,促进经济文化社会科学均衡发展,应成为地方志工作的重要研究内容和工作任务。

一、镇江地方文化资源开发

《镇江市志》出版以后,我们将开发利用新志书及修志中积累掌握的丰富资料作为创新地方志工作的重要举措,积极开发地方文化资源,化存量资源为社会共享利用资源,既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扩大了影响,又为镇江经济社会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一是编写《镇江要览》,将镇江历史文化菁华以20万字的篇幅进行浓缩、提炼,为领导和各界人士提供了解研究镇江的方便。二是开展了名山志的编纂工作。镇江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城市山林真山真水的独特风貌,金山、北固山和焦山,组成风景各异的三山风景区。城南有南山国家森林公园,东部有圌山风景名胜区。中部有伯先公园、河滨公园、西津渡古街、梦溪园和长达5公里的古运河风光带,有保存完好的三国东吴铁瓮城遗址。句容市有以佛教律宗第一山之称的隆昌寺和以宝华玉兰著称的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有集江南名山、道教胜地、革命纪念地于一体的茅山风景名胜区。绮丽的山川景色,珍藏着丰富的文化积淀,焦山碑林、历代名诗名著、悠久的宗教文化等等,为开发这座宝库,开展了《焦山志》《金山志》《茅山志》等名山志的编纂工作。三是编写《镇江掌故》,开发民间文化资源。《镇江掌故》记述了有关镇江历史沿革、山川风物、人物事象、名胜古迹、民俗风情、艺文逸闻、传说故事、地方特产等方面的民间文化传承,掌故内容丰富,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浓郁的乡土风情,受到镇江市民的欢迎。

  开发地方人才资源。镇江这块灵秀的土地和宽容的文化氛围,孕育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这些分布在祖国各地各条战线上的优秀镇江儿女,是镇江人民的骄傲,他们也时时关注着家乡镇江的发展。我们编纂了《我是镇江人》《镇江为你骄傲》《窗前明月故乡情》等,记载了外地镇江人士的所取得的业绩、成果,其中有党和政府领导干部、院士、专家学者、世界级运动员等等,并和1000余名外地镇江人建立了联系,每年春节都要给他们寄上贺卡,他们也常常通过各种方法为镇江建设提建议、做贡献。

开发革命历史文化。近一百年多年来,镇江人民为反帝反封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镇江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镇江人民爱国抗敌的光荣史。鸦片战争中,镇江人民与守城驻军一道,同英国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使侵略者“遭到迎头痛击”。共产党人嵇直,早在20年代即在镇江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抗日战争镇江沦陷期间,新四军挺进江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陈毅、粟裕等直接领导下,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大革命时期以来的各个革命历史阶段,镇江地区的党组织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人民解放,领导镇江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镇江的解放。我们编纂了《镇江百年反帝斗争》《镇江抗日史话》《坚持江南迎解放》等,记载宣传革命历史文化,书籍在中小学广泛发行,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很好的乡土教材。不断创新开发利用方式,抗战爆发70周年之际,我办与新闻媒体合作,在全市开展知识竞赛、举办大型图片展、拍摄《京江烽火》电视片,广泛深入宣传了镇江革命历史文化。

开发改革开放文化。改革开放以来,镇江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先后出版《镇江改革开放十五年》《光辉的二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京江画卷-纪念镇江解放69周年》等书,记载反映镇江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记载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从企业改革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港口到区域联动,一步步迈向世界,逐步展开,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为记载这一伟大变革的历史,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提供了重要资料。

开发地方文化资源,为各级领导、各界人士提供了地情研究的资料、决策参考,镇江市级领导到任,首先配备的书就是镇江志书系列;在镇江港口建设中,在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大项目建设中,史志工作成果被作为重要地情参考资料;在旅游文化开发、对外交往合作中,史志工作成果起到很好的服务作用,有的成果被作为礼品赠送给领导、客商和友人。在思想教育中,在各类知识竞赛中,史志成果提供了有关革命传统、艰苦奋斗、英烈人物、风土人情等方方面面的资料。在镇江文物保护工作、革命烈士纪念馆建设、民俗馆建设中,老字号企业品牌申报等方面,史志资料成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和考证途径。在地方文化开发中,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只是开发工程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工作可做,还有蕴藏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有待我们去挖掘弘扬,我们将在认真总结研究基础上,在学习兄弟市经验基础上,将弘扬地方文化工作推上新台阶。

二、对弘扬地方文化意义的再认识

开发地方文化资源的实践,使我们从深层次上对弘扬地方文化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

1.对地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弘扬地方优秀文化,具有精神和物资双层面的重要意义,对于地方和民族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具有现实和长远战略意义。从精神文化层面看,随着国门的打开,先进的西方文明融进了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对中国的现代化起着推动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西方文化的糟粕、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正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过程中,如何防止迷失自我,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体上丧失发展的自主性,如何坚持民族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其中很关键的问题是要坚持先进文化的方向,坚持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以优秀的民族文化教育人、影响人,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求得经济社会的持续平衡发展。开发地方文化,做大做强史志事业,其方向和目标正是为了传承、弘扬民族文化菁华,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从物质层面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地方文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作用与地位早已超出精神领域,向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扩展渗透。由于地方文化因素的渗透,商品、企业、项目、经济发展乃至城市竞争力的巨大增值,已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文化资源被作为资本开发利用运营,利用地方的文化品牌优势,促进地方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已被证明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子。文化已经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领域之一,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起着巨大的导向和推动作用,成为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这个地区在区域竞争中的位次。镇江在改革开发中取得的骄人业绩,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深厚的地方文化底蕴,得力于在优秀传统地方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人文优势、环境优势。镇江优秀的地方传统文化,是镇江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弘扬优秀地方文化,并将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为党和政府中心工作服务,凝聚、鼓舞、激励镇江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推进镇江现代化建设,是地方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

2.地方文化是地方志立本之源。文化是一种积淀,是人民群众长期生活的创造和积累,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许嘉璐先生将文化分为三类: 1.物质文化——衣食住行;2.社会文化——艺术、民俗、宗教、制度、法律等;3.哲学文化——包括社会和生活观念、审美观念,且这三层次间互相交叉、渗透,有时同体共存。地方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属性和特色个性,是一定区域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长期生活的创造、积累和传承。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一般包含当地人民具有特色的经济活动、风情民俗、社会意识和科学创新等。地方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优势,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为群众喜闻乐见,并且深刻地积淀感染着人们的意识和实践。譬如江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形成的吴文化、楚汉文化、宗教文化,璀璨夺目的民间工艺品、文学艺术、学术流派等等。和江苏其他地区一样,镇江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拥有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地方文化积累深厚,源远流长,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璀璨夺目的地方文化与地方志事业具有天然的、密切的联系,滋润营养着镇江方志事业,成为镇江方志事业发展之基、立本之源。镇江方志事业始终以地方文化的形成发展为前提,深深扎根于地方文化之中,以研究记载地方文化为重要工作内容,记录传承利用镇江地方文化积累过程中方方面面的详细资料,为镇江的“三个文明”建设提供优质的地情研究服务,做出了应有贡献。我们深深体会到离开地方文化,地方志就失去了地方的特性、失去了地方志中最具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活力与灵魂。新方志,只有扎根地方文化,彰显地方文化,才能拥有丰富的内涵、较高的品位和使用的价值,才能发挥“资治、教化、存史”作用。

3.地方志对地方文化的能动作用。地方志并非消极地被地方文化所决定,在肯定地方文化是地方志产生的基础的同时,也要看到地方志对地方文化发展的能动促进作用。地方志是地方文化重要载体,是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地方文化的宝库中,地方志是璀璨的珍宝之一。编修地方志是传承数千年之久的民族优秀传统,传承下来的志书又是如此丰富珍贵。以镇江来说,最早的方志,始于南朝刘宋时期。其后历代均有修纂,前后相承,颇具规模,地方志书成为镇江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志书详细记载了镇江区域内自然现象及社会发展历史,系统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民族、风俗、民情、宗教等地方文化特色,成为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发展地方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收集、整理,保存、编修并开发利用好地方志,传承于现代与未来、服务于社会。地方志不仅仅在内容上动态地记载反映传承着地方文化,而且对地方文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在物资层面,地方志都发挥着积极能动的作用,即“资治、教化”作用。在决策研究、塑造地方形象、提升地方品位、打造地方品牌、地方经济建设、思想道德教育、旅游资源开发等多领域中,地方志均起着积极的促进服务作用。史志工作者,不仅要重视编修地方志,更要重视发挥地方志对地方文化继承、发扬、利用、交流的能动作用,这是地方志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三、开发地方文化资源,服务“三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

在地方文化资源开发中,我们迈出了一步,然而开发的总体把握、规划设计,开发的深度、力度、广度都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市,为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志工作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开拓创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弘扬地方文化,在文化大省建设中建功立业。

1.深化地情研究工作,把握地方文化菁华。研究把握地情是开发利用的基础。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开展地情研究工作。镇江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汇之处、北方文化和吴文化相融之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且具有独特创造和鲜明特征的镇江文化。开展镇江文化研究不仅对镇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研究北方文化和吴文化的同异演变亦有着重要价值。研究镇江文化要从总体上把握镇江历史文化,正确认识镇江文化的主体,科学概括镇江人文精神;要科学制定规划和研究课题,注意研究镇江文化发展演变及时代特征,镇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辐射及自身发展,镇江文化的价值体系及人文精神等,通过深入研究,全面正确认识镇江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价值、特征和地位,科学规划开发地方文化的菁华,为当今现实服务,为镇江的三个文明建设增光添彩。

2.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开发地方文化资源,激发镇江地方文化研究的活力。研究开发镇江地方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镇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要走市场化、现代化开发之路,根据经济建设需要,盘活史志单位拥有的地情资源。研究工作要走出书斋,从经济建设中获取灵感和滋养,坚持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不仅要开展基础性课题研究,还要根据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设计课题,使我们的研究直接为镇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成为振兴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参考。镇江的发展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对地方历史文化的渴求,只要我们投身到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之中,我们一定会有做不完的文章。比如镇江人文精神菁华传承的研究镇江作为古代名城要地、民国省会的研究,镇江的港口文化、运河文化、开埠文化、宗教文化、街巷文化、手工业文化、饮食文化、名人资源,镇江城市风格的定位、城市品牌的塑造,镇江历史文化的宣传普及等等。当我们的研究成果直接转变成建设镇江的实际行动时,我们的工作价值就得到了最充分的肯定和体现。

3.开拓创新,多渠道、多形式开发地方文化资源。开发地方文化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一是开展学术课题研究,在史志部门深入展开研究工作,积极开展学会工作,发挥社会人士、专家学者在研究方面的积极性和优势,定期不定期出版综合性地情研究报告,提出质量较高的研究报告及相关数据,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做广做强做深地方文化研究开发的大文章。二是编撰地情丛书。围绕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城建旅游、思想道德教育等,选准项目,编修概览、专著、图志等。三是与新闻传媒及宣传、教育等部门联合,举办专栏、讲座、展览,拍摄专题片等。四是面向社会,深入基层、社区,举办历史文化讲座、演讲、培训、知识竞赛等活动。五是开展信息咨询服务,建立地情信息库,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为社会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地情资料服务。

弘扬地方文化任重而道远,价值巨大,工程浩大。我们要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方向,坚持修志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针,努力学习兄弟史志办的好经验好方法,提升我们的工作水平,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将方志事业根植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本质要求,反映和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市,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建功立业。

            2004/8/30

关于提高志书可读性的思考

镇江市史志办刘爱玲

在地方志编纂工作中,志书的可读性往往被忽视,有的编纂人员将可读性与趣味性、宣传性、文学艺术性相提并论,认为强调志书的可读性会影响志书的客观性、记述性、权威性乃至志书的质量。这是对志书可读性认识上的误区。我以为志书的可读性有着自身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要求,与“大”“空”“套”的宣传色彩格格不入,与注重趣味性、娱乐性的文学创作手法更不能混为一谈。志书的可读性是指志书对波澜壮阔历史画卷的立体记载、生动再现,是指志书方便阅读、吸引读者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志书文约事丰,信息丰富、生动、翔实,二是记述内容体现地方特色、行业特色、时代特色,三是图文并茂,文表互映,四是语言言简意赅,精美典雅。可读性的实质是吸引读者阅读志书并顺利接受使用书中所提供的信息,具有较强可读性的精品志书,通过拥有比较广泛的读者,实现志书的有效传播和利用,从而发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功能。在二轮修志工作中可读性应该成为衡量志书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志书编纂工作中应努力重视可读性的策划和开发。

一、注重“竖写”深度,丰富志书可读信息

抓住“起点、若干转折点、终点”按时间顺序进行“竖写”,是志书编纂中普遍使用的记述手法,相对“横排”而言,“竖写”是实际记述的开始,是重要的编写工作阶段,志书的可读性及质量高低,较多地取决于竖写的质量。翻阅已出版志书,我们不难发现竖写问题,已成了一个突出矛盾,竖写中的败笔,如空洞、要素不全、缺乏深度的流水账记述屡屡见之于志书中,此类记述,不能给读者提供丰富的信息和事物的本质及全貌,读之味如白蜡,读后收获寥寥。试举一例,某地区志《婚姻与家庭》计800字,其中婚姻记述内容如下:“1982910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并要求晚婚晚育。境内青年结婚年龄一般推迟到男25周岁,23周岁以上。是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区有配偶的167.11万人,丧偶的20.23万人,离婚1.44万人。至1985年,晚婚晚育成为社会主流。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区共有家庭89.54万户,总人口为349.94万人,男176.99万人,女172.95万人。15岁以上人口共261.59万人,男130.96万人,女130.63万人。其中未婚的59.95万人,占22.9%,男占55.5%,女占44.5%;有配偶的182.94万人,占69.9%;丧偶的17.56万人,占6.7%,男占33.69%,女占66.31%;离婚1.14万人,占0.44%

2000年,全区准予登记结婚6.36万人。其中女不满23周岁结婚266人,晚婚率99%。自愿离婚880(不含法院判决离婚),申请离婚未准30人,申请离婚经调解和好278人。自愿离婚和法院判决离婚占登记结婚的6%左右,其中,通过民政部门准予离婚的占1.5%,通过法院判决离婚的占4.5%。全区婚姻属稳定型婚姻。”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时代的变迁对婚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譬如婚姻、择偶观念变化;离婚率增加、离婚原因的多样化;家庭组合模式变化、三口之家增多,家庭关系、赡养等等,上面的记述不仅没有反映婚姻家庭的发展变化和状况,即使从流水账角度看也是一篇罗列数据、杂乱无章的流水账,其可读性可说极差。

如何加深竖写深度?我以为,要切忌简单的数字排列堆砌,或只勾勒简单进程,浮光掠影,给人以干瘪的说明书之感。竖写要讲究记述到位及深度,力求正确、翔实、完整地勾勒出记述对象历史演变的兴衰起伏,反映事物发展规律和本质。一是要以占有翔实的资料为基础,精选入志资料,重点要挖掘鲜活、生动、确切的动态资料及展示事物深层次内涵、反映事物内外联系、因果关系的主要元素和揭示事物发展规律和本质的资料,力求通过高质量的竖写给读者提供丰富、翔实的信息。二是加强横向分析比较性记述,所谓横向分析比较,即是在竖写中善于运用“横向展开”的手法使记述更加生动翔实,如对城乡居民收入的记述,在按时期竖写,进行平均数“纵比”同时,更应该注重横向展开记述不同行业、不同阶层收入的情况;记述各时期教育经费情况时,不妨对教育经费占财政收入比例、教育支出占GDP比例进行记述;凡此种种,对同事物、同行业、地区之间、在省和全国的位置等进行适当的横向分析比较性记述等,可以在深层次上反映记述对象的本质,强化志书可读性和资治功能。三是注重立体性记述。所谓立体记述,即点线面结合的记述。面和线,分别是对事物整体面貌、发展进程进行浓缩性、概括性记述,在这种记述中应注意嵌入“点”的记述,选取对事物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起决定性作用的典型材料入志,形成由要素概貌、发展脉络、典型资料构成的立体性记述。如《广州市志》中关于中国画创作的记述,在各个重要发展时期都注重选取典型材料,文革时期事业发展几乎停顿,选取了“知名国画家赵崇正因画了三只青鸟,被诬为反对三面红旗而遭受残酷斗争,致自杀冤死”的典型资料。改革开放新时期选取了著名老画家关山月、中年画家王玉珏、林墉等人的成就进行介绍,使读者通过这些典型看到了广州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中国画创作事业。

加强立体性记述还要注意扩展专题记述。专题记述是首轮修志的新创举,通过升格进行专题记述,有效反映了行业特色、地方特色、时代特色,提升了志书的可读性和质量,这种做法在二轮修志中应得到进一步扩展和运用。专题记述的设立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布局:一是在分志(卷、篇、编)层次设专记反映地区有代表性的特色事物,这种手法在首轮修志中得到较多运用,如镇江市志的《民主革命斗争纪略》、济南市志的《泉水》、青岛的《崂山》等。二是将专题记述向章、节、目层次延伸,以记述反映某一行业、事业特色,首轮修志在分志下设专题记述的手法运用不够到位。例如笔者查阅了某省6部省辖市(地区)志书政法部类,没有一部志书对重特大案件进行专题记述,类似的还有,工业中无重点企业专题记述,教育中无重点学校专题记述等等,企业、学校都是推进事业发展的载体、实体、有生力量,对这部分内容不进行记述,不能不说是史实记载的重大缺漏。二轮修志,我以为在章、节、目等层次可以设专题记述重点企业、学校,重大案件等;三是选取重要项目,如科研、城建、考古等项目进行专题记述。四是选取国计民生、社会发展中重要问题、事件等进行专题记述或选载调研报告。五是对具有浓郁乡韵乡情的地方特产、名胜、特色文化等设专题记述等。《内丘县志》编辑部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学者合作,共同撰写九篇社科文章入志,如《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农民流动与城市化》《社会转型时期青少年犯罪与预防》《农村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的发展和变化》《旅游产业发展思路》《农民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变化》等等。这些专题记述,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事业或事物特色,醒目地、浓墨重彩地反映历史的“亮点”“焦点”,从而使志书对历史记载更加全面、生动。
二、加强人文内容记述,丰富志书“人情味”
人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出版物的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记述内容中人文色彩的厚薄。关于可读性研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可读性实验室研究员鲁道夫.弗雷奇的研究成果有两个重要公式,一个是易读性公式,一个是人情味公式。
易读性指数=206.8350.846×100字的音节数—1.015×每个句子的平均字数。用这一公式得出的指数在0—100之间,指数越高说明文章越容易读。
人情味指数=3.635×100个字中的人称词数目+0.314×100个句子中的人称词数目。这个人情味指数在0—100之间,指数越高,文章的人情味越浓。其中,0—10,表示枯燥;10—20,表示较有趣;20—40,表示有趣;40—60,表示非常有趣;60—100,表示生动。
上述公式中的各个系数是按照英文来统计,易读性指数公式并不适用于汉语,而人情味指数可以作为可读性的参考。
历代旧志书,重人文,轻经济,人文部类是精华所在,尤其是人物志,可称为“志中之志”。社会主义新方志注重加强经济部类记述,这是新方志的创新,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现象,有的志书满目表格数字,见物不见人,读来枯燥无味,亦缺乏深度,影响了志书的传播利用。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发展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而人则是生产力中决定性的因素,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群众是坚持改革创新的主体,人民群众自觉参与改革的实践,积极投身改革,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是牺牲,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另一方面,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种种重要改革举措,都和“人”密切相关,都是为了尽快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新一轮修志中加强人文内容记述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环节,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记事记人,才能客观、生动记载历史的真实,从而提高志书的可读性和可信性。
加强人文内容记述要以事系人,即在记述事物发生、发展、变化时写出与之密切关联的人的活动,有机地系入人物活动及其主要贡献。系人的目的是为了写事,在记事时记人的活动以更好地反映事业状况。以事系人既要注意把握标准,不能滥记人物,注意系开创者、领军人物、代表人物、行业名人等,又要不拘一格扩展以事系人视野,发现挖掘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的优秀代表,如能工巧匠、劳模、创造发明者等等。要人从事出,人与事关,将人的活动紧密融合于事业、事物的发展中,“见事见人”,增强志书的可读性、时代感、真实感。
精心写好人物传是加强志书人文色彩的重要环节。人杰地灵,富有特色的人物传,可以彰显地方特色,为志书增添灵气。阅读志书所记载人物,好的专记一般都善于运用人物的语言体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人物形象,使人物思想、性格、形象通过语言跃然于纸上。如《镇江市志》中《嵇直传》引用了嵇直给子女的遗嘱:“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为个人积累财产也不希望子女在物质上对我有所依赖,我希望我的子孙后代也应该兢兢业业自强不息,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本领建设国家,并独立创造自己的生活。应当和人民大众一致,做一个道德上、精神上高尚的人,继承祖辈的革命事业。”字里行间闪烁着老一辈革命家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对年轻一代的殷殷期望,读后不仅令人感动,更让人受益匪浅。
“人”与“社会”是志书人文内容记载的重要对象。要多层次、全方位地记载、展现丰富多姿的“人”与“社会”。不仅记人的物质生活,也要记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不仅反映富豪、白领,也要记述蓝领、农民工;不仅记繁荣和进步,也记困难和问题;其他诸如民族、宗教,家庭、婚姻、姓氏等方方面面。力求志书能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清明上河图”。上海黄埔区志《文明新风》,分类记述了岗位服务风范、邻里家庭爱心、社会义举美德、老有所为、身残志坚等方面的新人新风尚,较好反映了新时代人文精神。丰富志书人文内容还需要浓墨重彩反映具有地方特色、时代特色的人文文化。譬如我们镇江市的南山刺绣、丹阳的正则绣,列入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等等。
三、精心锤炼志书语言,丰富志书感染力
“白描”,不用不必要的形容词是首轮志书语言运用约定俗成的规则,准确朴实的语言的确可以保持史料的真实性,增加志书的存史价值。在强调志书真实性的同时是否可以改进志书语言的表达风格,讲究语言的修辞,追求语言的精美典雅呢?答案是肯定的。宋代欧阳修曾提出过“事信言文”的主张,即所写的事情是可信的,语言还要有文采。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就志书语言艺术和志书质量的关系提出精辟见解:“辞不雅驯,难以远行。” (《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新一轮修志中,方志界的许多领导、专家都相继提出这个观点:在坚持把握志书语言特点的基础上,要注重追求志书语言的优美典雅,以增强续修志书的可读性。
历史是多彩的、生动的,记述的语言同样要精彩感人,过分强调“白描”,反而不能生动地再现历史真实。司马迁的《史记》是部流传千古的历史巨著,同时又因为以绝伦的语言艺术对历史进行的生动刻画,为世间留下了一座丰富的文学宝库。《史记》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的兴衰沿革,如果采用平淡无奇的叙事手法,《史记》即不可能反映历史的兴衰起伏、纵横交错,更不可能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司马迁的高超语言艺术。以司马迁笔下的人物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所记述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市井小民,无不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如记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记项羽则是“彼可取而代也。”一个说得含蓄沉稳,志存高远;一个说得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生动再现了两个人物不同的性格和心理。又如《荆轲刺秦王》中的描写,“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 ······”记述事件的空间虽局限于狭小的宫廷之上,但对场景和人物的动态记述和生动描绘可谓扣人心弦。前人的语言艺术值得我们史志工作者学习把握。志书语言在坚持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基础上,应跟上读者和时代的步伐,不断改进提高,力求捕捉运用丰富和鲜活的词语对本地的重要事件、重要成果、人物、山川、风物、民情等进行生动逼真的记述。记事跌宕多姿、激扬清浊;记人有血有肉、生动传神;记景记物绘声绘影、神韵盎然,使地方志在提供全面、系统、严谨、科学资料的前提下,更加具有感染力和可读性。
四、加大图照表分量,丰富志书直观性
图照表是志书重要组成部分,较之文字表述,图照表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好的图照不仅具有重要存史价值,且通常是读者关注的热点。因而,修志中注意精选精制图照表,加大图照表分量,是适应读者和存史需要,增强志书直观性、可读性、实用性的重要手法之一。
地图是地情信息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的史料。首轮修志中相当志书对地图的运用仅局限于反映政区变化,这是远远不够的。地图可以聚零为整,浓缩记载各种地情,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经济,都可以用地图表现出来。例如获全国一等奖的《绍兴市志》精心选取绘制了30多幅地图入志,以地图特有的语言、符号、图形直观地展现了当地建置沿革、人口经济、地势地貌、河湖水系、植被土壤、海涂矿产、交通邮电、城乡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使得志书的存史性、可读性大大增强。二轮修志我们不妨在选取绘制地图方面进一步拓展思路,有所创新和提高。
照片是无言之史,其作用越来越被大家所共认。入志照片,无论彩色,还是黑白,皆给人以直观、形象、真实的感觉,起到一照抵千言的功效,对于提高志书质量,增强志书的艺术性和可读性,都具有很大作用。首轮修志照片多以彩照形式集中编排于卷首,内文插图较少。二轮修志应在文中加大照片分量,力求照随文出,文照相映,达到“图文并茂”效果。这方面,依然建议大家研读一番《绍兴市志》,其卷首彩照很有特色,其中有1页加宽至两个8k宽,收入两幅绍兴全景照,很好展示了绍兴“稽山云雾郁嵯峨,镜水无风也自波”“人家远近屋参差,半成图画半成诗”的秀丽山川。其大事记计100页收入照片60幅,城乡建设72页收入照片42幅,交通照片也很有特色,如山区路亭、乌篷船、揉渡船、背纤等。
统计图表是志书体例之一,它是用图形或表格形式对事物、统计数据进行分类排列对比,以反映事物的状况、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在新方志中,统计图表被广泛运用,与文字有机配合,相互补充,提高了志书的实用性、科学性和可读性。随着办公及照排印刷技术的现代化,在二轮修志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开发制作形式多样的三维立体图及各种示意图,以清晰、简洁、美观的图表丰富志书中图表的表现形式,更好展现事物的发展变化,提高志书质量。

志书的可读性问题,还涉及版式装帧等多方面,本文只是进行初步探索,还需要在修志实践中不断思考,积极创新,以全方位提高第二轮志书的质量,力争出版经世致用的精品佳作。

两宋移民与镇江

严其林

 

宋代人口迁移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移民现象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密不可分。镇江处在大江与运河两条古代高速通道的交汇处,是两宋移民重要分布地。移民大量迁入,给本地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因。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商品流通加快、市镇兴起及交通便捷,各地往来频繁,流动人口增多。唐代坊墙的禁锢被完全解除,人口迁移成为常见现象。

五代末北宋初镇江地区就有人口流动的记载,有的外迁户凭借自身的优势成为本地望族。如丹徒刁氏原籍河南上蔡,五代时为避中原战乱迁居皖南宣城,至刁彦能因家贫投身军伍,在吴镇海军节度使王茂章帐下当差,因徙升州(今南京)。南唐代吴后积功为昭武军节度使,被赐田京口,遂定京口为家,子孙占籍丹徒。其子刁衎随南唐后主李煜降宋,先后受到宋太祖、宋太宗的信任,官至崇文院编修、兵部郎中。真宗、仁宗两朝时子孙相继登科,且“家富于财”,成为京口望族。镇江府金坛刘氏,五代时自河北沧州迁居润州丹阳,至南宋刘宰祖父时再徙金坛,死葬金坛,而曾祖、高祖及其上俱葬丹阳。刘宰父刘蒙庆及伯父刘嗣庆都以文行名重乡里,且兄弟友爱。刘嗣庆病逝前对其弟说:“吾家世葬丹阳,而父母葬金坛。吾与汝俱葬丹阳,则子孙于吾父母之茔必疏;俱葬金坛,则吾先世之松楸又可知矣,吾与汝分焉!”(《京口耆旧传》卷9)。刘嗣庆死葬丹阳,其后刘蒙庆死葬金坛方山。刘宰在《宋史》中有传,为南宋名臣之一。再如镇江府葛氏,祖居浙江丽水,北宋前期葛源徙鄞县。葛源仕宦各地,死葬丹徒,家人因便依居,入籍丹徒。其子葛良嗣曾任许州长社主薄,其孙葛蘩,曾知润州。葛良嗣是丹徒籍第一代,葛蘩已是丹徒籍第二代了。其他如开封翟氏、泉州陈氏都是北宋时分别徙居丹阳、丹徒的。

两宋继续实行隋唐以来的科举选士制度,考试科目增加,录取人数增多,由唐时每科录取数十人,至宋代每科录取百余人,多时达数百人。宋代进士登科后无需吏部的“释褐试”即可直接授职赴任,文官队伍庞大。宋代文官制度另一特点是各级官吏在一地任职时间不长,调动频繁,人才的流动也推动了人口流动。以镇江为例(北宋称润州,北宋末升州为府,称镇江府),仅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先后莅任润州知守的有:李宾、宋迪、李及之、沈衡、陈经、孔延之、陈琮、滕甫、孙觉、王安礼等,内王安礼从熙宁八年(1075)十二月知润州至元丰元年(1078)十月转知湖州,前后约三年,任期最长。任期最短的如孙觉只有数月。北宋如此,南宋亦然。《嘉定镇江志》转引《夷坚志支集》称:“建炎遭寇,暴失府印。自后施用,唯以观察使印代之,而附小帖于旁曰‘借用’。淳熙十二年,耿直之秉作守,言于朝。诏文思院,重铸府印一钮。及给降,率僚吏望阙祗拜,且受贺。启视之,府字左画偏。识者曰,使君必不久于此,当移他藩。才一月,果徙四明。二年之间盖德常经、张定叟杓、张几仲子颜连莅兹土,吴居甫琚亦兼领数月。其或诏或罢又颇多,鲜有满两岁者。”(《嘉定镇江志》卷21)官员往来奔波,亲属、吏属跟随迁赴,成为社会一景。镇江山水独特,又地居枢纽,北宋时北上经真楚运河及汴河可抵京师开封,南下取浙西运河直达杭州。商业繁荣,码头兴盛。文人学士、富商大贾、达官游宦流连忘返,络绎不绝。或留居于此,或迁居于兹,或因葬而后人附居者不一而足。宋谚称:“京口江山素号奇伟,故承平时士大夫有‘生居洛阳,死葬朱方’之语”(《嘉定镇江志》卷21)。两宋时镇江除多名胜古迹外,还多公卿甲第、名人故居。

北宋大臣陈升之,福建建安(今建阳)人,英宗朝任枢密副使,神宗朝熙宁初为相,以集贤殿大学士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因在变法机构名称上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称疾不朝,后任镇江军节度使、知扬州。退仕后即移居治第于润州,府址位于京口范公桥南,与沈括梦溪园相近,沈括《梦溪笔谈》有记。宋《舆地纪胜》也称升之“后居于润,薨葬于润,子孙因家焉。”陈升之本人非润州籍,但其子孙入籍丹徒就成了润州人。南宋时,陈升之的重孙辈陈应就曾“三举”于本路乡试。与陈升之类似的还有北宋另一大臣苏颂,其祖籍泉州同安,自幼跟随做官的父亲宦居各地。仁宗庆历二年(1042)苏颂考中进士,时年二十三岁。不久父苏绅病故,扶柩归葬途中就便葬父于运河入江口处的润州(苏绅墓在京岘山西北原),遂移家京口。苏颂从政五十多年,晚年“告老,以中太一宫使居京口”(《宋史·苏颂传》),宅第在城东化龙坊,与陈升之宅相近。哲宗绍圣四年(1097)正式致仕,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京口病逝,葬于城西五州山。苏颂本人原非润籍人,而子孙后人则入籍镇江,散居京口、丹阳等地。如曾孙苏炤隐居不仕,筑圃建堂,藏书其中,自号“东山樵隐”,南宋名臣虞允文曾大书“沧波”二字相赠。另一族裔苏坚曾任建昌军通判,其子苏庠却累召不起,于南宋绍兴中买舟隐居丹阳练湖,自号“后湖居士”,在乡所为多义行,为地方推重。宋时,其他名人如沈括、米芾、陆秀夫等也原非润州土著,是从外地先后迁居镇江的。

北宋末发生靖康之变,金兵攻陷开封,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后金兵不断南侵,中州及两淮之民大举奔逃过江,出现自西晋末永嘉之乱及其后,唐天宝安史之乱及其后的第三次大规模南迁浪潮。建炎初“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既为之衣食以振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宋史·食货志》)。高宗与流民落脚的第一站即是镇江。高宗还曾打算将行营临时设在镇江,被从臣劝阻,取运河再逃浙北。建炎三年(1129)金军完颜宗弼(金兀术)部一直打到浙东,第二年春撤回江北,其后双方在江淮拉锯。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前数月,枢密使张浚以海州城不可守,迁其民,统韩世忠军还镇江。这次随军南迁镇江的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全城百姓其数不详,估算当有数千至万户以上。绍兴三十年(1161)金主完颜亮撕毁和约,发大军60万四路攻宋,主力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和州(今安徽和县),淮泗居民又纷纷南逃,“流徙蔽野,兵民参错”(《至顺镇江志》卷8)。南宋后期蒙古灭金军后转攻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十一月蒙古军入侵淮西,兵锋至合肥,攻真州不克。江淮人众“多避地京口”。战争也给本土居民带来影响,如北宋末徽宗政和进士李觉,曾任亳州麻城县令,“承平时其家聚四百口,渡江兵火离散,所居旧址今为(镇江)都统司眉寿酒库云”(《嘉定镇江志》卷19)。

南宋一朝有关镇江移民的记载不绝于书。如徽宗宣和太学生范邦彦本邢州唐山人,北宋末邢州沦陷于金,他参加金国的乡试,授任蔡州新息县令。高宗绍兴中南宋军队诸路反攻,他率众反正,献蔡州以降。继南下徙居镇江,曾任南宋镇江府签判,后迁通州知州。周孚,镇江府丹徒人,南宋孝宗朝进士。祖上本是山东济北军将世家,两宋之交其先人避乱徙居镇江。周孚著有《蠹斋集》、《非诗辨妄》等,为当时知名学者。邱岳,南宋镇江府人,官至孝宗朝工部尚书。其先原海州朐山人,北宋末海州沦陷于金,遂徙高邮。南宋绍兴中邱岳父邱伯松携家自高邮南下,再徙镇江。高桂,南宋丹徒人,曾任高邮知州。其祖籍开封祥符,后渡江居京口。南宋末元兵攻入临安,高桂参加流亡政府,扈从赵昰、赵于海上,升枢密使。崖山之战中他追随陆秀夫蹈海殉国,名垂青史。

除史志外,有关宋代移民的记载在族谱、家谱中也保存较多。如镇江城南曹氏,先祖传为宋初大将曹彬之后,金兵南下,始迁祖曹斗保随宋室南渡,卜居镇江城南崇德街。丹阳尹氏,先世居河南洛阳,一世祖尹焞随宋室南渡,徙居浙江绍兴,是为尹氏南迁始祖。传4世至尹国宁,由浙东再迁镇江府丹阳黄连庄,是为丹阳尹氏始祖。与尹氏相似的是丹阳厉氏,建炎南渡时始迁祖厉介扈跸随从,辗转至浙东,继迁丹阳。镇江润东徐氏,始迁祖徐处仁于两宋之交自中原渡江先居建康,传至徐世寿再迁镇江。丹徒大港赵氏,传为宋皇室赵德昭后代,金兵南下始迁祖赵子褫自中州移居镇江,再迁丹徒大港镇,至7世已有18分支,渐成当地第一大姓,后代25世孙赵声,为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丹徒石城陈氏,始迁祖陈延通分居徽州,历4世传陈肇昌,生子三,次子陈庆五、庆六于宋末为避战乱自徽州婺源迁往江东,居镇江城南横山石城乡,是为迁润始祖。清末民初镇江籍著名学者陈庆年即为横山陈氏之后。镇江梦溪严氏,北宋末始迁祖严永中自汴京(开封)移居镇江,传5世移宅京口子城外梦溪(原沈括梦溪园址),至9世严泰壹再移府城内严家巷。京口草巷茅氏,原籍河南汴梁,建炎南渡时先祖随从高宗渡江,徙居京口城内,至清代茅氏已是镇江府城著姓之一。茅氏30世孙茅以升为当代著名桥梁专家。

南迁百姓大多聚族而居,重视家谱纂修,有的教育子弟习儒致仕,后代子孙繁衍兴旺,渐为地方显族世家。如京口丁氏,据《京江丁氏族谱》所记其一世祖丁顗五代自河南清河徙居祥符,其孙丁度是仁宗朝大臣,官至参知政事,《宋史》有传。北宋末靖康之难,金人掳走徽宗、钦宗及大批官员,6世丁略也在其内。其子7世丁素则随高宗渡江寓居金陵,后因故死葬镇江。丁素孙、9世丁煜于南宋后期权知镇江府事历,又因祖茔在镇江,离任后“遂卜宅城东而家焉”,是为丁氏镇江始迁祖。其后丁氏支系衍增,族丁兴旺。南迁江左前丁氏就是官宦世家,南迁后子第也多以习儒从政为出道,中举或中进士者历朝不绝。以明清两朝为例,16世丁玑、丁瓒分别为明中叶成化,正德进士,26世丁绍周及27世丁立干,丁立瀛俱为同治朝进士。丁氏传至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丁传靖时已是第28代了。再如京江何氏,据《京江何氏家乘》所记原籍汴京开封,宋室南渡何公务随驾扈从,离任后“居京口,定宅城内石石达桥十字街”,是为何氏始迁祖。其后一支迁青浦,主支则在京口聚族而居。至12世何钟有子五,再各蕃衍,在何氏族谱上被称为五大分。明清时族裔之盛甲于一邑。何氏家承医学,其一世至三世均为南宋朝廷御医,后代中除部分习文应举任官外,多数承袭祖业,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是名闻东南的医学世家。据《家乘》所载统计,自南宋至民国出自镇江族的何姓医生有名可查的数近两百人。内任封建国家各级医官的有20余人,而被誉为“名医”,“神医”,“医王”者史不绝书。

历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都给南方地区带来深远影响。两晋之交的第一次南迁浪潮使江南地区得到全面开发;唐安史之乱引发的第二次南迁浪潮导致经济文化重心自北方开始移向南方;两宋之交发生的第三次南迁浪潮使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成为定局。镇江是长江下游的交通枢纽,在难民涌入中首当其冲。南宋政府及地方当局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对流民实行招抚安置政策,“振给抚恤,树庐舍,括田使耕,拨其能者分治之”(《宋史·孙子秀传》)。宋时,镇江地区户口繁衍,耕田增加,经济发展。北宋中期宋神宗朝润州计有居民54798户,比真宗朝增加2万多户。南宋前期宋孝宗朝镇江府(含丹徒、丹阳、金坛三县)计有居民63940户、121220人。南宋后期宋理宗朝镇江府计有居民108400户、644100人。其中府城廂14300户、江口镇1600户,丹徒县27000户,丹阳县35200户,金坛县30300户。可见南宋时虽有战争破坏,但镇江地区的户口仍有较大的增幅,除政府的奖励政策外,主要还是外来流民不断迁入的结果。中州及两淮流民的大量涌入,使镇江话中的北音特征又一次增强。同时北方的饮食习惯也再次影响南方,元中叶镇江籍郭天锡的《云山日记》中就多记镇江城内居民吃面食(面条、蒸饼、馄饨、素馒头)事。此外两淮民间信仰也带入镇江,如镇江城东寿丘山上原有延庆寺,南宋绍兴中南渡迁入的淮泗民众于此寓建泗州僧伽塔院、奉僧伽像,并易寺名为普照。

宋时尤其是北宋承平时迁居润州的达官名宦为数不少,提高了镇江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闻名中外的古代百科全书《梦溪笔谈》就是沈括晚年迁居镇江时撰写于梦溪园内的,中国绘画史上开创文人画先河的“米家山水”就得益于镇江山水的雄秀。宋代诗僧释仲殊写有《南徐好》十首,其中第4首《沈内翰宅百花堆》、第5首《刁学士宅藏春坞》、第8首《陈丞相宅西楼》都是流寓名宦的宅园。西楼前文已提,百花堆为梦溪园内一景,藏春坞则是刁衎之孙、曾任三司盐铁院判刁约的园林。刁氏家居京口范公桥东,而“藏春坞之名闻天下”。清代京江画派后期代表人物周镐绘有《京江廿四景》册,“梦溪秋泛”“刁坞藏春”也入选其内。

宋代移民迁居镇江还推动了本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如苏颂致仕后归居京口,“家藏书万卷,秘阁居多”,是为宋代镇江地方藏书大家。“是时叶梦得为丹徒尉,颇许其假借传写……幸得其所传,遂为叶氏藏书之祖”(《嘉定镇江志》卷21)。即苏州吴县人叶梦得在润州任丹徒县尉时常去苏颂府第借阅传抄,受益良多,后来成了叶门藏书世家之祖。流民迁居也给地方教育的发展带来契机。南宋后期两淮居民播迁镇江的很多,子弟入学就读成了问题,高邮籍太常少卿龚基先首倡创设书院,一时附议者众。淮东总领兼镇江知府王埜拨北固山中峰下凤凰池畔为院址,由两淮官宦助资兴建,经年而成。上告朝廷,诏赐名为淮海书院。该书院不仅是宋时镇江最大的书院,还是一所专招移民子弟的书院,在江苏书院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五年十二月

十 五 年 磨 砺 铸 精 品

——《镇江年鉴》创刊15周年启示

 

镇江市史志办公室主任《镇江年鉴》主编 胡 振

 

1992年,《镇江年鉴》正式创刊,好像是一棵幼苗破土而出,跟随着全国年鉴事业前进的步伐和镇江改革开放的历程,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15本《镇江年鉴》以150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忠实地记录了镇江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轨迹。15年来,《镇江年鉴》质量逐年提高,影响日益扩大。1994年,《镇江年鉴》获首届全国地方年鉴奖二等奖和首届江苏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9年获第二届全国地方年鉴奖一等奖; 2005年获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特等奖、首届中国年鉴奖和第三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一等奖;2006年获江苏省地方志优秀成果特等奖;多次获全国年鉴编校质量评比特等奖和一等奖等。进入21世纪,《镇江年鉴》数字化进程加快,2000年进入互联网;2006年起每年增出电子光盘版;20078月,《镇江年鉴(19922006)》全文检索数据库面世。《镇江年鉴》以其内容博大、特色鲜明、便捷实用,在全国年鉴界、全市各阶层享有良好声誉,受到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的重视和欢迎。抚今追昔,我们能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一、不断创新,忠实记载镇江人民的奋斗历程

邓小平同志1979年就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这一重要指示使我们从工作一起步,就认识到年鉴工作的重大意义,保证了《镇江年鉴》工作方向明确,“起点较高”。在实践中我们逐渐体会到,镇江的发展需要年鉴,年鉴也必须深深扎根于镇江的大地,这样的年鉴才会有生命力。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们逐步明确了办刊宗旨,这就是:牢固树立精品意识,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录和反映地为根本任务,努力为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提供信息密集、准确权威、全面实用的地情信息,更好地为人们认识镇江、研究镇江、建设镇江服务。

1.留存镇江发展的全面资料。打开每本《镇江年鉴》,密集的信息就会扑面而来,成千上万的数据再现上一年度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脉络。每本年鉴以工业、农业、交通、邮政、电信、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各行各业,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为服务对象,从市、县(区)、乡镇机关,到各大集团公司、工厂、学校、医院、商场等,都是年鉴内容记载的主要对象,它们在《镇江年鉴》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每本年鉴是独立的数据库,每本年鉴之间前后连贯,不断线,形成了一组又一组反映镇江发展变化的系列数据库。

2.勾画镇江发展的年度特征。《镇江年鉴》坚持在反映全面地情的前提下,把一年中最具特色的新成就、新情况、新事物载入年鉴。15年来,《镇江年鉴》每年密切关注全市重大实践,抓重大选题,突出反映具有年度标志性的重大事项。《镇江年鉴》每年都安排市委重大决策、市领导专文、省市有关部门调查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展示镇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和实绩。翻开《镇江年鉴》,中央领导人视察镇江,承办“十运会”项目,庆祝香港、澳门回归,每年举办的重大招商活动,战胜“非典”、重大自然灾害等年度大事,在《镇江年鉴》中得到了相应的反映,给镇江历史留下了清晰的年轮。《镇江年鉴》在反映年度信息的同时,重视反映全市发展的阶段性信息。1992年、1996年、2001年、2006年版《镇江年鉴》,分别安排了反映全市“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时期等实施五年计划的内容;1999年专门设置《改革开放二十年》类目,以大量资料、数据、图表,全面记载镇江改革开放20年来所发生的历史性、跨越性的巨变;2000年特设《辉煌的五十年》类目,记录镇江解放50年来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阶段性记载的方法,基于年鉴记“年”的原则,又有所发展,使年鉴记载的信息更有连贯性,更能反映出全市发展的历史全貌。

3.凸现镇江发展的地方特色。镇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对外开放城市,大江南北交通枢纽,是港口、工贸、风景旅游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呈现自身特点,《镇江年鉴》紧抓这些地方特色,除一直设置港口、交通、口岸、对外经济贸易、旅游等传统内容外,先后辟有《大推进方略》《沿江开发》《私营个体经济》《重点企业集团》《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等内容,来体现年鉴的地方特色。近年来,镇江把吸纳民资、走集聚式发展路子作为经济发展战略之一,为此,《镇江年鉴》设立了《外地民工民资民企在镇江》栏目,集中收录大批外地客商在镇江投资兴业,促进镇江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料。设立《境外企业》栏目,记载镇江市在境外投资办厂或设立窗口的情况。镇江的行政服务工作特色鲜明,在全国有较大影响,《镇江年鉴》专设《行政服务》栏目,记载这一工作的具体情况。设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栏目,反映市委、市政府针对镇江市农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采取措施,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输出工作方面的情况,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镇江经济发展的特点。为着力体现镇江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镇江年鉴》安排了音乐剧《快乐推销员》获全国大奖并晋京汇报演出、三峡考古、《董永与七仙女》特种邮票首发、世界文化名人赛珍珠诞辰110周年纪念、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千年古西津街建设等反映地方特色的内容,以表现镇江文化事业发展的盛况。值得一提的是,在《文摘》中登载的《王昌龄送渐的芙蓉楼》一文,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论证了千年名楼芙蓉楼楼址在镇江,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的观点,为这一段历史文化公案增添了有力的辩护词,同时也提高了《镇江年鉴》的学术品位。

4.延续镇江人民的精神品格。镇江3000年的历史文化,造就了镇江人民勤劳勇敢、聪明善良、爱国爱家、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品格。《镇江年鉴》全面展示镇江当代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各类风流人物。15本《镇江年鉴》收录了近千个人物简介、千余名表格人物、近万个人物名录,以及几百名彩页人物,其中的国家、省、市各级党政军领导,镇江籍两院院士,镇江名人,全市各类英模人物、专家学者、荣誉市民、革命烈士,犹如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镇江年鉴》为镇江人民树碑立传,在年鉴中矗立起一座反映镇江人民精神的群雕塑像。

5.记载镇江发展的忧患信息。为了改变条目报喜不报忧的状况,在组稿时我们强调各单位要尽职尽力,客观真实镇江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既报喜,也报忧,使年鉴充分发挥“鉴”的功能。在编辑过程中,《镇江年鉴》站在宏观的位置,把握好角度,从大局出发,正确记述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使这部分内容得到了真实客观的反映。《镇江年鉴》如实记载有些工业、商贸流通企业发展后劲乏力、亏损形势严峻、升级步伐不快的情况,全市就业再就业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火灾、道路交通事故的情况等。由于实事求是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镇江年鉴》信息比较全面,因而更具实用和借鉴价值。

二、不断探索,逐步形成《镇江年鉴》的编撰特色

在正确的办刊宗旨指导下,把年鉴办成精品,这是《镇江年鉴》15年工作始终追求的目标。《镇江年鉴》紧贴镇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在15年的探索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编撰工作的特点。

1. 集思广益,开门办好年鉴。一是不断完善总体设计。《镇江年鉴》总体设计每年都要几上几下,在听取编辑部全体成员意见的同时,征求有关单位意见,使新的构想能切合实际行得通。还经常特邀全国年鉴界专家、学者到镇江指导工作。尚丁、许家康、周、陈鼎、陈仁礼、王守亚、谭惠全、杨汉平等专家学者都曾专程到镇江,对《镇江年鉴》的框架结构、条目编写、减少差错、彩色画页等总体设计提出真知灼见。二是随时和供稿单位保持联系,将编辑中的问题互相沟通以贯彻编辑意图。三是坚持将编定的稿件返回单位征求意见的制度。四是与出版社保持联系,认真落实出版社的审稿意见。五是发挥社会上年鉴工作热心人和地方文史专才的作用,让他们帮助审读稿件,提出修改意见。

2.寻求亮点,打造特色栏目。近几年,《镇江年鉴》创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分目,集中反映镇江市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强化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严格执行干部管理制度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绩。创设《书目·文摘·题录》类目,把数量庞大、类型复杂、分散无序的原始文献加以整理,使其浓缩、系统、有序,成为重要的信息源。业内人士曾撰文写道:“《镇江年鉴》书目 ·文摘 ·题录是所有年鉴中最具特色、最见功夫的精品栏目,这一栏目的资料没有部门提供,就是要靠年鉴编辑自身的功夫。其中的‘文摘’在现今的年鉴中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是其他年鉴编辑没有做过的。设立《信息化建设》类目,全面介绍镇江市信息化建设的全貌,内容涉及全市信息化建设概况、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等情况。在全国年鉴中率先创设《镇江名片》,并以彩页置于前环衬,让读者一打开年鉴,镇江城市的整体形象和特点就会扑面而来。

3.多方突破,拓宽组稿渠道。在现今年鉴的行政组稿渠道相应缩短的情况下,《镇江年鉴》适时扩大组稿渠道,通过网络、报刊、约稿、采稿、自撰稿等手段充实稿源,使年鉴的内容得到有效补充。《镇江年鉴》的《保险》《证券》《书目·文摘·题录》《工作生活指南》栏目以及书中很多条目等,就是编辑部成员通过自行组稿而成的。其他如有关商贸流通企业、私营个体企业、驻镇单位、驻镇部队等内容也是由直接组稿的。

4.精益求精,切实加工条目。条目是年鉴内容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表现形式,在编辑时我们着重提高稿件二度加工水平。一是做到优化选题。和撰稿单位一道在全面回顾一年工作,筛选年度大事的基础上确定条目选题,尽量做到大事、新事、特事不漏,小事不收。二是加工条目时强调要素齐全、资料准确。对一些新闻标题式或记述事件语焉不详的条目,及时请有关单位补充内容;对数字逐一核对:与概况核对,与其他相关条目核对,与统计表格核对,与上本年鉴核对,及时纠正总项与分项、文字与图表、本年度与上年度,以及增加量、减少量、百分比等数字方面的差错。三是尽力压缩条目中的冗余信息。对“穿靴戴帽”的空话、套话“陈言必去”;对不符合入鉴标准的内容,如一些单位总结式的内容、没有普遍社会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内容、从本单位角度出发而没有从全市角度出发而提供的内容等,与供稿单位协商调整削减。

5.抓住环节,处理交叉重复。由于年鉴来稿内容存在交叉重复,使内容膨胀,水分增多,还会出现同一数据、事件内容等记述的差异,影响了年鉴的准确性。我们把处理年鉴文稿的交叉重复作为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抓住制定框架、编辑校对、编制目录和索引等环节,每年处理交叉重复达几十处,并且通过详略互见、各有侧重、建立参见系统等方法处理交叉重复。通过探索和实践,镇江年鉴摸索出正确处理交叉重复的途径和方法,使年鉴内容记述既注意全面,又避免重复。

6.开展错,提高出版质量。我们每年利用年鉴文稿送出版社审稿的时间,开展年鉴文稿校对错活动。专门制订活动方案,规定具体要求,明确奖惩办法。在活动中,重温国家有关出版物语言文字规范、数字用法、标点符号用法、计量单位用法等规定,以及《〈镇江年鉴〉编校规则》。通过三轮错,每年都能消除年鉴文稿中存在的几百个差错。《镇江年鉴》从主编到编务人员朝乾夕惕,满负荷、快节奏地工作。每本年鉴前后校对轮次达8次(含捉错),校对文字量近1000万字,人均校对达80万字,有效地提高了校对质量,也得到了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领导的高度评价:“《镇江年鉴》等一批年鉴不仅编校质量水平较高,而且版面设计规范,代表着年鉴评比编校质量的最高水平。”

7.突破时限,优化使用时效。以前囿于年鉴时限的制约,很多有价值的超时限资料被拒于当年年鉴之外,影响了年鉴信息的时效性。近几年我们在突破时限方面做了一点尝试,针对市人大、市政协“两会”在年鉴中记录滞后的状况,我们将有关 “两会的记述提前到当年记述,使“两会”内容在当年年鉴中就有反映;与此相适应,对《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有关条目的安排,彩页内容策划等,都做了相关的超时限处理。另外,我们在地图中标注出版年份实施的城建、道路、绿化、广场、行政区划调整等内容以增强时效性。上述做法,既不影响年鉴的出版进度,又使记录完整全面丰满,加强了年鉴的时效性。

8.便于查询,完善检索系统。《镇江年鉴》作为资料工具书,内容广博,信息密集,要充分发挥其功能,需要有比较完备的检索系统与之配套。15年来,年鉴这方面工作不断完善,每本年鉴书前有细化的目录,每页都有书眉外,1993年开始建立条目参见系统,1996年增加了英文要目,同年在书后配置了全书主题分析索引,至此,《镇江年鉴》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检索系统,读者查阅年鉴资料均可通过目录、英文要目、索引、条目参见系统以及书眉等渠道查询。2000年,《镇江年鉴》驶入中国公众互联网,标志着《镇江年鉴》查阅手段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融入现代化,进入新阶段。

三、多年努力,成功体现《镇江年鉴》的使用价值

15年来,《镇江年鉴》作为大型综合性资料工具书,其实用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所重视。15年前,人们对《镇江年鉴》知之较少;现在,人们对《镇江年鉴》已经充满兴趣。开卷查阅,上网浏览,成为人们了解市情的主要手段。《镇江年鉴》在全市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镇江年鉴》成为各级领导的案头书。新任市领导刚到镇江,往往就指名调阅全套《镇江年鉴》,了解镇江市情。前几年,市委领导专门翻阅了历年《镇江年鉴》,从中理清大推进方略决策的脉络,为省委有关部门总结经验、理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各级领导、机关工作人员在拟办文件、报告,制定规划中,年鉴成了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一些大公司如北京华联、肯得基、麦当劳的决策层就是在查阅《镇江年鉴》后,做出了在镇江投资经营的决策。

2.《镇江年鉴》成为科教人员的资料库。年鉴资料全面、真实权威,一直受到科教人员的亲睐。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科研人员、教师到《镇江年鉴》编辑部、图书馆查阅、复印年鉴资料的逐年增多。《镇江年鉴》现在还是二轮修志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

3.《镇江年鉴》成为内外交往的友好媒介。15年来,年鉴在与全国各地、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交流中,成为“让世界了解镇江,让镇江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窗口。创刊以来,有近千名在全国各地工作的镇江籍人士来函来电购买年鉴,以便通过年鉴了解家乡的状况和变化。《镇江年鉴》已与国内近百家年鉴建立了固定的交流关系,多次参加全国年鉴成果展览和方志成果展览。前几年,《镇江年鉴》还被选送到美国、德国、香港展览,充当了国际交往的信使。年鉴一直是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友好客户,《镇江年鉴》通过该公司销往各地。《镇江年鉴》已经成为代表镇江城市形象的“名片”,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4.《镇江年鉴》成为实用便捷的市民手册。《镇江年鉴》是“官书”,为各级领导服务,同时也是“民书”,以权威的资料向市民提供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服务或咨询。《工作生活指南》每年收录了标准地名命名情况、正高级职称评定情况、火车时刻表、市区公交汽车营运表等资料,同时,每年还选登一些便览性的资料,如常用医疗、药品收费标准,职业介绍机构,旅行社、物业管理、出租车公司名录,国内、国际友好城市概况,工商企业登记注册、户口迁移指南等。《镇江年鉴》还注重开发二次文献,供人们工作、学习、生活时查阅使用。              

关于扎实推进史志工作

全面服务小康建设的几点思考

 

句容史志办 赵霞

 

2007,句容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但是与省定全面小康社会的4大类1825小项指标相比,还有农民人均纯收入等4项指标有差距,未能实现全面小康。按照省市要求,2008年句容市必须以市为单位全面实现小康。为此,句容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加速赶超,决胜小康”的重大战略任务。全市上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奋进,全力攻坚,优势发展,加速赶超,确保2008年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苏南平均水平、高于镇江平均水平,奋力实现“决胜小康,加速赶超”的目标。在史志工作战线,我们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围绕“决胜小康,加速赶超”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推动史志工作全面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服务。

一、史志工作要充分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句容市的史志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发展,不断出新书、出好书,为全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1992年至今,我办已先后编纂出版史志书籍16(),4万册,800多万字。句容年鉴》《句容市志等史志书籍很受社会各界欢迎。

今后一个时期,我市的史志工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十七大精神统领一切工作,为促进全市经济发展努力做好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做好句容年鉴的编纂、出版、发行工作。句容年鉴是真实记录我市当前各行各业工作情况,市情地理,人文景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为一体的大型工具书,1996年至今已办了5期。办好句容年鉴,使它更富于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增加生动性、可读性,这样就可以为全市党政领导集体决策和市内外客户来句容投资办企业提供可靠、全面的资料及依据。同时要做好第二轮修志工作。第一部句容县志主要内容截至1985,时间已过去20多年,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二轮修志已迫在眉睫。根据国家和省市的安排,我市已启动了第二轮修志工作,预计在2010年左右完成,使其能为我市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新的史志资料。

地方史志主要有资政、育人、存史等三大功能,它是“昨天的实录,今天的镜子,明天的见证”,可以为领导机关了解全市情况提供翔实可靠的地情资料,提供决策依据。围绕“决胜小康,加速赶超”的发展大局,我办主动做好服务工作,组织开展读鉴用鉴、赠阅史志书刊等活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在我市人大、政协两会召开期间,我办向市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等与会人员免费发放了《句容年鉴》2007版、20081000多本,为各位市人大代表及市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提供翔实可靠的地情资料,还在2009年度团拜会上向全市各部委办局的主要负责同志赠阅,大力开展读鉴用鉴活动。同时,凡是我市新任领导,我办都将赠阅一套本办编纂出版的地情书籍,让新任领导通过句容地情资料在短时间内了解句容情况。随着市委、市政府“旅游强市”战略的推进,句容旅游业开发的力度和深度不断加强,对地方志书所载地情资料越来越倚重。《句容县志》《句容年鉴》《茅山志》《句容民间故事》等一批地情书籍已成为句容制定旅游发展规划、旅游景点开发、旅游人才培训、旅游咨询、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化宣传等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此外,地方志书还为城市规划、生态规划等课题的研究、成果的利用提供可靠的情报依据,我市的茅山旅游规划及宝华山旅游规划都相继到我办查找相关地情资料。我办编纂出版的地方志书曾被作为礼品书,在句容金秋经贸洽谈会上向所有客商发放,为他们了解句容、投资句容提供了全面可靠的参考资料。并为句容籍在外的家乡人寄去我们的年鉴,让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家乡的变化及发展情况,感受来自家乡的信息。因此,地情资料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二、史志工作要努力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于人民。今天,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脱贫致富、振兴中华、富国强民的理想和目标正一步一步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构成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史志部门,要全力写好党在句容的奋斗历史,挖掘党的历史和句容历史中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发扬和传承革命光荣传统、爱国主义精神、时代精神,讴歌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的光辉业绩,以共同的理想激励人,以崇高的品德教育人。

在史志工作实践中,我们紧紧围绕市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努力挖掘句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闪光点,以典型人物、生动事例、鲜活形象,高起点、全触角、多方位地全面展示句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幕幕瑰丽画卷,从而感动人、鼓励人、促进人以饱满的激情、高昂的斗志、积极的心态、创新的理念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去,投身于“加速赶超,决胜小康”的伟大工程中去。我们在年鉴编纂中,设置了“创业者之歌”、“图说句容”、“辉煌2007”以及补白资料和链接资料等栏目,通过一系列的人和事来反映句容厚重的历史以及在改革开放征程中的奋斗足迹,达到了解放思想、催人奋进的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从而给人们提供精神动力和创新启迪。

三、史志工作要以创新的视角积极宣传小康建设

市委、市政府制定了2008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5%以上,财政收入要由2007年的17亿元突破21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投入增长3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8000,增长15%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8000,增长15%以上。从目前的情况看,句容决胜全面小康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全市上下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决胜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史志部门应立足自身优势,充分利用地情资料,为我市的改革开放,为决胜全面小康鼓与呼!,目前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制约我市决胜全面小康的一个瓶颈,全市上下十分重视这项工作。2008年我市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脱贫攻坚、决胜小康”动员大会。会后,下发了结对帮扶实施意见,从全市筛选了30个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但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村作为帮扶对象。采取“四个一”的形式,开展结对帮扶,即一名市领导联系、一些部门帮扶、一名后备干部挂职、一名农技人员挂钩,一定3年。争取在3年时间里,使这30个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全市平均水平,村级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长。结合这一中心工作,我们在年鉴编纂中专门设立了“高效农业”类目,记载成绩,记载做法,记载经验,供人们借鉴。为了积极配合“决胜小康、加速赶超”工作目标,我办将刊印《句容大事》,按季度将全市的大事要事,特别是决胜小康的历史进程等全部记载下来,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借鉴,给人以启迪。同时,为了全面反映句容改革开放30的历史进程,充分记载2008年句容“加速赶超,决胜小康”的攻坚战,《句容市志》下限20051231日延长至20081231,这种做法在我省尚属首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在全市上下,众志成城,努力实现“加速赶超,决胜小康”的攻坚战,史志工作也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围绕加速赶超,决胜小康”的奋斗目标,全方位地做好服务工作,为构建和谐句容服务,大力营造“修志读志用方志,识乡爱乡建家乡”的浓厚氛围

切实提高年鉴条目的编辑质量

作为政府主办的地方综合性年鉴,记载了一个地方一年中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基本面貌、发展状况和各行各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新经验,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其稿件大多由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特约编辑负责收集整理,最后由史志办统一汇总编辑成书。由于各特约编辑均是由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工作人员兼任,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理论素养、文字写作技能以及从事年鉴编辑年限各不相同,上报史志办的年鉴条目质量千差万别,尤其是一些新手,其编撰的年鉴条目很难达到年鉴的基本要求。因此,认真做好条目的编辑,以保证年鉴的质量就成为史志办年鉴编辑的一项非常具体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本文就想围绕条目的编辑这一中心作一些探讨,求教于史志年鉴界的行家里手。

一、当前条目中普遍存在的几个问题

在日常的编辑过程中,发现特约编辑提供的年鉴条目中存在的问题可简单地归纳为以下7个方面:

1.   主题空泛。有的条目文字很长,涉及的主题也很重要,但叙述的内容却比较空泛。如反映一个地方的一项工作部署,谈了要从几个方面着手,从几个方面落实,而这些要求和措施大多是上级的工作部署,通篇就是没有地方的具体要措施和实际效果。有的是把工作的结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显著成绩”等只有定性没有定量的词语来搪塞。

2.   内容浅薄。有的条目因局限于特约编辑所处的地位和层次,条目反映的内容主题比较小,如常规性的春天绿化造林、夏天环境卫生、秋天水利建设,或是一个一般性的工程上马等,没有特色,没有典型意义。

3.   叙事繁杂。有的条目所反映的主题有一定价值,内容也比较充实,但叙事记述繁琐杂乱,交待工作的背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措施、阶段性安排、产生效果、取得成绩及影响,有时还把一些无关紧要的过程穿插其间,使条目变得庞杂。

4.   表达含糊。有的条目特别是反映问题性的,在查找原因、分析危害时往往会出现含糊其辞。如某地出了一个重大事故,作者常常会将原因、损失、影响等一笔带过,或是用些模棱二可词语,使人摸不着头脑。

5.   体裁用错。有的条目用的是新闻报道格式来编写,更有甚者直接将原来的新闻稿照抄,把大量的笔墨花在什么领导出席和当时的环境描写上,而将应该重点反映的内容简写甚至忽略。

6.   时段不符。地方综合年鉴反映的是上一年度所发生的事,对时段的要求是比较明确的。有的条目在反映事情上经常出现把往年的事情和数字拉进来,或者把后一年的提前归进去,而且不作特别交待和提醒,容易误导读者。

7.   结论偏颇。有的条目在反映情况时经常出现用个别的典型作为面上的成绩,“以一充十”,在反映问题时也将局部的偶然的作为全面的经常的,“以一当十”。

二、条目修改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年鉴的编辑过程其实就是修改过程。对于不同的条目则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但不管怎样,年鉴的条目编辑修改基本要求必须都做到:简、真、新、实、深。

:就是简明扼要,一事一记,一事一叙,将不必要的空话、套话删除,将多余的枝节剪除。

:就是真实可靠,切不可将一些未经核实或明显有漏洞的情况和材料混杂年鉴。

:就是刻意求新,着力记载和反映新情况、新成就、新经验,避免老生常谈。

:就是实事求是,实有其事,防止将一些仅是停留在嘴上或纸上的规划、方案、措施等作为事实来记载。

:就是有深度和价值,所记载的内容能以小见大,由此及彼,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

明确了条目的修改基本要求后,还必须掌握修改的步骤和方法。一般来说,修改条目要经过三个程序:通读、删改、检查。

通读。“磨刀不误砍柴功”。在动笔修改条目前,必须认认真真将原稿通读,直至读通。一是全面了解原稿的内容、结构、语言等各方面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二是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初步设想修改要点。对原稿读得越认真,认识也就越深刻,修改的路数也就越清楚。切不可见了稿子就边看边改甚至不看就改,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没有看懂原意将该保留的删掉了,将该删的却保留了。所以修改前多花点时间认真阅读原稿,反复推敲斟酌,有了成熟的想法后再动手不迟,否则,难免返工。

修改。如果说通读是“磨刀”的话,那修改就是“砍柴”。就是把通读时的修改设想付诸实施。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对原稿的内容、结构、文字、标题进行修改;二是对原稿中多余的材料进行删减;三是对原稿中残缺的内容经过调查后予以补充;二是对原稿中不准确的地方经过核实后进行更正。在修改时也必须按照先大后小的原则进行,即围绕主题先看内容是否匹配,后看记述层次是否得当,再看文字表达是否准确、通顺。

检查。就是检验“砍柴”的成果。条目修改完毕后,应从头到尾再认真审读一遍,看是否改错,是否全部改好,有否遗漏。重要的最好还请其他人再看一遍,以确保万无一失

三、条目修改中应把握的几个方面

1.把握政策导向,顺应时代潮流。综合性年鉴是“官办”刊物,主要是为党委、政府宏观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其拥有很强的服务政治功能,因此如何确保条目在内容上不“犯上”,这是年鉴编辑应该把握住的头等大事。年鉴编辑必须经常注意认真学习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本地区具体化的措施和法规,对条目内容进行严格把关,防止将违反现行政策法规的东西作为正面内容加以肯定。同时,要注意到同一个政策措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变化,年鉴编辑应顺应这种发展变化并在条目的修改中给予体现。

2.意个性发展,体现地方特色。年鉴到处有,但每本都不同。这就要求年鉴编辑充分考虑到地方特色,对能充分反映本地面貌和特色的内容一定要给予足够的篇幅加以记述。

3.遵循语言文字规范,准确遣词造句。年鉴作为一种公开出版的刊物,除了内容上要做到真实可靠外,在表达上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年鉴条目的初始作者来自各个层面,写作水平参差不齐,在语言文字规范化方面大多不太讲究,因此年鉴的编辑有责任和义务严格把好这一关。要严格按照国家权威部门规定要求,认真执行有关细则,说准每一句话,用好每一个标点符号。

(傅雪元)

镇江的古炮台

古炮台,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中国四大古炮台,即广东东莞的虎门炮台、上海宝山的吴淞炮台天津塘沽的大沽炮台、海南海口的秀英炮台。它们为抗击外来侵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笔者曾有幸游览过这四大古炮台的遗址,它们分别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旅游定点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德育基地,虎门炮台还是全国三大禁毒教育基地之一。在我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人们是不是熟悉我们镇江也有“四大古炮台”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一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学一点镇江的古炮台的历史。

镇江的“四大古炮台”,即焦山炮台、圌山炮台、象山炮台和都天庙炮台。焦山炮台遗址、圌山炮台遗迹现在都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镇江是历代军事驻防重镇。清代先后在镇江象山、圌山、焦山、都天庙构筑炮台。

焦山是扼守长江的咽喉地带,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焦山炮台位于焦山东部,始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同治年间重修。焦山炮台对准东、南、北江面。

圌山炮台位于镇江东25公里的圌山支脉五峰山下滨江处。炮台始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时。现存炮台两处:一处在临江突出的二矶头上,有4个炮堡并附设有小弹药库;另一处在二矶头右侧斜坡下,亦近江,有母堡3口及右翼明台子堡7口。

象山东炮台位于市东北4公里的象山附近的合山,一组四座炮台,每座各间距27.2米,全长约100余米,台后有一条等长的隐蔽堑壕。整个炮台是至今保存下来的一处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系列化的江防战备工事建筑。光绪十年(1884年),建造象山西炮台,筑堡4座,均为暗室。

都天庙炮台位于长江北岸的扬州江都市境内。它属于镇江要塞管辖,用现在的军事术语来说是属于镇江要塞江防的同一个“火力配系”,而且是镇江要塞建造的。它与焦山、山、象山炮台成犄角之势,通过南北封锁守卫长江航道。光绪十八年(1892年),又建造都天庙新式圆形明炮台2座,位于旧炮台之西。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姚锡光在南京受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的委派,和外籍专家视察长江下游各炮台,写成《长江炮台刍议》,成为后来整顿、建设各炮台的依据。

1910(宣统二年),林述庆调镇江任三十六标第二营管带。他串连驻镇其他部队及炮台官兵,侦察地形,制定作战计划。

19111010 (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炮声打响。镇江籍的同盟会员及驻镇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也准备起义。炮台驻军除台官外,一致赞成此举。九月初四日,林述庆考察象山、焦山各炮台的射击效力。后制定简要作战计划……炮台炮击都统署、旗营,补新军不足。九月十七日,驻镇新军三十五标、三十六标宣布起义,成立镇江军政府,都督为林述庆。这时的象山、焦山、都天庙、圌山炮台的炮台司令为高骞。九月十八日,镇江和平光复。

北洋军驻镇期间,在象山东西两峰各配置大炮1门,东麓土城向东配置大炮4门,北隅配置大炮4门;在焦山山顶配置大炮2门,东麓配置大炮2门;在山西北麓及龟山头北侧配置大炮9门;在都天庙东北及南侧配置大炮7门。此外,在圌山炮台北侧、大港西侧配置照明榴弹炮各1门。各炮台之间用电话、旗语、灯光进行通讯联络。

国民革命军驻镇期间,加强了长江防务。军政部发运快炮8门加强镇江要塞的装备,装置在象山炮台合山附近4门,焦山炮台山顶吸江亭附近2门;都天庙炮台东南侧2门。

1912 (民国元年) 1020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抵镇,下榻广肇会馆,在商团及商会两处演讲并巡视象山炮台。

1913(民国2) 83日凌晨,扬州徐宝珍师申振邦旅500余人突然袭击宝盖山,引起镇江驻军愤慨,双方开火后均有伤亡,象山炮台发炮助战,击溃申旅,申振邦亦遭炮击伤(后不治身死)。徐师续由瓜洲派军前来增援,也遭镇江驻军炮火击退……后动员炮台台长龚青云交出炮栓。814日,张勋的辫子兵进入镇江,镇江讨袁之战失败。

1927(民国16)6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抵镇,巡视焦山炮台等军事要塞。

1929年(民国18年)1216日夜,镇江改组派策动镇江象山炮台官兵暴动,省会警察队前往镇压,经两小时交火,暴动者1人被打死,9人被捕,其余人员乘船渡江而逃。

1937(民国26)128日中午,日军进入镇江城内。尚未得到撤离命令的象山炮台守军立即向侵入镇江的日军开炮射击,击毁日方战车3辆,击毙日军百余人。因寡不敌众,当晚退至焦山炮台。9日下午,日军飞机轰炸焦山炮台,同时驾乘十几只橡皮船强登焦山,均被焦山守军击退。由于焦山炮台的大炮及工事多遭毁坏,当日晚,象山和焦山的炮台官兵奉命撤至江北。同一天,圌山炮台也得到撤退命令,以少尉骆熺标为首的12名官兵不甘心弃台撤走,组织敢死队,留在原地抗日。10日,日本海军舰艇经过圌山,敢死队立即对敌舰开炮,其中一炮击中日舰尾部,后因大炮发生故障,敢死队员不得已撤离炮台。第二天,日本侵略者派飞机至圌山侦察、轰炸,并从丹阳调来陆军从南面登山,搜索中发现圌山并无守军,炮台已毁。

1842(清道光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英国一支装有724门大炮的76艘船舰及1.2万多人组成的侵略军攻陷吴淞炮台后,侵入长江。六月初六,英军先遣队驶近圌山。圌山炮台驻军立即开炮射击,击中英船后艄,迫其后退。六月初七下午,英军派遣9艘军舰袭击圌山关,圌山守军仅130人,炮弹用完后,撤回镇江城,圌山炮台及营房均被英军摧毁。六月初八,侵略军驶抵焦山口,遭到象山炮台守军炮击……英军掉转船头退往圌山关。六月初十,英军5艘军舰集中火力,轰击象山炮台,护炮土墩大半被击毁。六月十四日晨7时,英军在北固山后峰登陆……守军在城楼上与英军进行肉搏战。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高度赞扬了镇江守军英勇抵抗侵略的英雄气概:“驻防旗兵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丁秋波

                               2008-7-28

丹阳市做好 “四篇文章”夯实编纂基础

丹阳市史志办 姜柏林

 

   二轮修志是一项浩繁而系统的文化建设工程。而各承编单位资料的收集、整理及长编的编写作为志书编纂的基础工程实属重中之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市在这项工作开展之初,就结合实际反复思考、周密规划、认真组织实施,着力从四个方面打牢基础,提高编纂质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认真细化篇目

   篇目是志书的灵魂,更是承编单位收集资料的方向和依据。尽管我市市志篇目从初稿到正式下发经历了反复修改和专家论证,但方志部门制定的篇目是否贴近承编单位的工作实际,能否反映工作全貌和特色则有一定距离。因此,我们在承编任务下达之初,就对各承编单位提出了“审视、修改、细化”篇目的要求。“审视”就是要求承编单位将承编部分的篇目与本部门、本单位20年工作进行认真比对,尤其是要看篇目内容有没有涵盖本部门、本行业工作的整体?有没有揭示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有没有充分反映本部门的特色?在此基础上,拿出符合本单位工作实际的修改意见。“修改”就是要求承编单位在充分考虑本卷(章、节)内容的总体结构的前提下,按照“布局合理、主体突出、特点鲜明、领属得当”的原则,对原有篇目内容进行适当的补充和调整,并办求做到标题简洁,准确明晰,适当扩大外延。“细化”就是承编单位对相关篇目进行调整后,对节下细目进行充实、完善。我市下发的篇目包括卷、章、节的内容。考虑到各承编单位从事编纂工作的同志大多为新手,拿到篇目后往往不知如何下手,也由于节下涵盖内容层次较多,我们明确要求各承编单位充实节下细目内容,同时注明各细目所包含的基本要素。这样,各承编单位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就能“按图索骥”,既保证了资料征集较强的针对性,又确保了编纂要素的齐备。

   二、强化业务培训

   志书编纂关键在人,尤其在掌握编纂业务的人。因此,我们从部署承编任务的第一天起,就把学习编纂业务知识作为重中之重,从三个方面抓好编纂业务培训。一是抓集中培训。召开全市资料征集培训工作会议,把全市各承编单位参编人员集中培训,较为系统地介绍方志基本知识,资料征集的内容和方法,志稿编纂的基本要求,使参编人员对地方志书及其编纂业务有一个初步认识。二是抓分组()培训。我们根据各承编单位所处部类(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不同、行政事业单位归口的不同、城乡不同、编纂进度不同等情况,召开多形式、多层次、重实效的分片()推进会,以会代训,实实在在地解决在资料征集和编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提高培训质量,我们采用“事先征求意见”、“先进单位现身说法”、“会议提问解答”等形式强化编纂业务学习和理解的针对性,全年共组织各类分组()培训近30次。三是抓上门培训。志稿编纂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资料收集、整理、考订到编写都存在一个方法和水平的问题,而由于基层承编人员大多无志书编纂经历,对有关培训精神理解不透以及传达不到位的情况普遍存在,迫切要求有关人员上门指导、释疑解惑。我们要求分工责任编辑在自身吃透相关业务知识的前提下,对推进慢、新手多、有需求的单位做好上门指导,还有针对性的强化了“竖写”方法的辅导。有的责任编辑一年中上门指导达数十次之多。较好地推动了全市各承编单位的平衡发展和基层志书编纂能力的提高。

   三、突出全程督导

   承编任务下发后,我们不是一放了之,而是强化责任,实施全程跟踪督导。我们在市志编纂办公室将全市105个部门和单位以及15个镇()编纂进度列表上墙,实行“挂图作战”。对全市各个承编单位的人员配备、工作进度等基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一目了然,也增加了各承编单位的紧迫感。在此基础上,我们从三方面入手落实全过程督促指导。首先,我们要求市志责任编辑与各承编单位保持经常性联系,每两周至少上门一次,在督促修志进度的同时,重点对承编单位在篇目修订、资料征集、初稿编写中存在的问题给予及时指导,解决基层单位存在的修志业务问题。同时,对承编单位在人员、待遇和进度上存在问题及时与相关单位汇报、沟通,尽快解决问题,推动各部门、各单位承编任务的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其次,充分发挥内部刊物在二轮修志中的作用。专门创办了内刊《史志信息》,通过刊登全市修志动态、传播修志业务知识、宣传二轮修志中出现的亮点及好的做法、进行阶段性修志工作点评、刊登全市各承编单位编纂进度表等做法,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修志氛围,形成了你赶我超的良好局面;最后,还通过行政推动的手段促进落后单位迎头赶上。我们在不同阶段先后召开了5次由有关领导召集、各承编单位分管领导参加的推进会。在介绍全市修志进展、各与会单位存在问题的同时,请各单位参会领导就本单位修志近况、下阶段安排作表态,较好地推动了各承编单位编纂任务的完成。

   四、严格审核把关

   我们认为承编单位初稿(资料长编)完成后,并不意味着承编任务的完成,还必须把好“三审关”,才能保证初稿的较高质量。()承编单位科室审。将初稿按承编单位主要科室职能进行分解,并发回各科室负责审定。主要审查初稿与20年史实是否相符,资料数据是否准确,主要内容是否缺漏。()承编单位领导审。在科室审定修改后的初稿交给承编单位领导审核。主要审查是否完整反映本单位20年主要工作、重大事件和特色做法,着重审核初稿对本单位发展演变过程的整体把握。审核并修改完成后,审核领导签名并盖单位公章上交市志编纂办公室。()责任编辑审。市志编纂责任编辑按照分工对承编单位上交初稿对照篇目进行审核把关,着重看承编单位竖写是否符合要求。因为竖写是方志最基本的记述方法,竖写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志书质量的高低。责任编辑除了按“依时顺序、叙事完整”这一基本要求审核初稿外,还要针对常见的记流水帐、材料堆砌、孤立记载、长篇摘抄文件等弊病,从有无选择重点年份记述,有没有写好“三点”(事物的起点、转折点和终点),有没有突出重点,以及行文是否规范等方面查找问题。并出具书面修改意见,及时反馈给承编单位修改。在按要求修改完成后,再交市志编纂办公室。

关于修志初稿审稿标准的几点思考

戴芸

 

方志,顾名思义,“方”指的是地方,“志”指的是记述,通俗点说就是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载某地或某行业的历史和现状。编纂地方志,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文化传统,绵亘数千年,时至今日,方志理论随着时代变迁在实践中不断更新,方志编纂也随着理论更新不断调整,成为理论进一步更新的基石。笔者作为一个编修地方志工作的新兵,一直在学习方志理论,但囿于缺乏实践,导致理论学习深度不够,纸上谈兵之感油然而生。随着二轮修志工作的不断推进,陆续有初稿送审,笔者在实际的审稿阅稿中,注意吸收学习,通过实践进一步理解方志理论,进而指导审稿的实际操作。笔者结合审稿实际,做了以下几点思考,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无形的审稿标准有形化,或者说总结出基本的审稿注意点。

一、政治思想正确,内容全面完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实存真的原则,这不仅是写入凡例的第一条,也是贯穿整部志书的指导思想。只有政治思想正确,才能保证整部志书的方向不偏离,才能保证志书客观、全面地反映本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才能真正发挥志书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因此,政治思想正确正是一部志书成为精品良志的先决条件。方志要如实、全面地记载历史和现状,就要求记述的内容完整、全面,力求做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不得偏颇,不可缺漏。从时间上来看,志书或志稿在二十多年的记述中,虽不要求年年都如流水账似的详加描述,但事件的起点,转折点,关键年份,结束点都必须要素齐全的叙述清晰,部分数据通过列表反映,则更要求年份资料的完整性。从逻辑关系上看,除了线性的年代记述外,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外在环境形势影响也需兼顾,记述要全面、完整、具体。但需要注意的是,内容的完整全面,并不是事无巨细样样记载,否则不但会影响事件主线记载的条理清晰,更容易导致篇幅无节制膨胀,对志书的整体质量影响很大。

二、体例结构合理,篇目设置科学。体例是内容的表现形式,志书有自己独特的体例,地方志一般由概述、大事记、各门类分志、人物传记、附录五部分组成,卷首加序和凡例,卷末附跋。各门类分志是地方志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结构上服从志书整体设计。篇目设置科学合理,是志稿结构科学合理的基础,篇目设置就是一个搭好的框架,撰写时根据框架,填进内容。只有保证篇目设置的科学性,才能保证根据篇目撰写出的志稿总体逻辑关系的科学性。篇目结构设置为章、节、目、子目;篇有概述,章下设无题序;有的目内容简约,不必设子目。篇目设置除注意结构规范外,内容上还要注意根据志稿本身记述对象的自身发展特点、逻辑关系来科学合理地设置,志稿的重点与非重点,详略安排也能够从篇目设置中得到体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志书对断限要求严格,虽然在篇前概述可以做适当追溯,但仍要注意志书的起始记述点是上限。记述事物发展时,也需注意下限的严格限制,做出适当的处理。

三、资料丰富准确,地情特色彰显。对于编撰志稿来说,资料就如下锅的米,是最基础的材料,没有资料,就没有志稿,志稿就是在丰富翔实的资料中提炼加工出符合主线,并在断限以内的资料,整合并有条理的记述出来。资料贯穿志稿全篇,因此资料的丰富与否决定了志稿的充实与否、完整与否,资料的准确与否决定了志稿的真实性、准确性,决定了志稿的总体质量和真实程度。资料的收集是动手撰写志稿的前期工作,只有积累了丰富翔实的资料,才能保证写出有质量的志稿。资料的筛选是撰写志稿的关键步骤,只有紧扣主线,筛选资料,才能避免志稿资料堆砌、杂乱无章、旁支错节过多、主线不清、让人无法看清所记述事物的发展变迁过程。地方志是一方之志,因此凸显地方特色,反映地情也是方志本身的重要特色之一。资料的收集、筛选,志稿的撰写都要注意地情特色的彰显,突出反映本地在断限这个时间段内的历史与现状的地情和时代特色。没有地情特色的志书显然是不成功的,放之四海皆准就不再是地方志了,失去了存史的功能。

四、记述规范统一,行文朴实简洁。这两点主要是从志稿的文字角度入手,这是衡量一篇志稿、一部志书质量最基本的地方,不符合行文、记述规范的志书是无质量可言的。笔者在审稿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志稿中都有一些记述不规范的地方:1、部分志稿总有一些结论性、评论性的语言剔除不干净,撰稿者的倾向性太过明显,缺失了客观性。其实,选择什么样的资料来记述事件、事物发展变化本身就能表明撰稿者的思想倾向,能够更好的达到资政、教化的功用,因此此类语言必须删减。2、在历史发展中,有非常多的缩略语出现,这些缩略语虽然在特定行业、特定时期是大家都能理解明白的,但过了那个时段,意义就会含糊而令人费解,因此缩略语应该统一解释或者干脆不用。3、人物、荣誉、大事记等等的入志必须统一标准。志稿的文字要求是简洁、朴实、流畅,不需要过多修饰,不需要华丽辞藻,用资料、用事实说话是志书表达的基本方式。

五、必要的图、表、照片补充。本来志书的体裁就要求述、记、志、图、表、照、录诸体并用。在已然进入读图时代的今天,志书更加有必要与时俱进,多加入一些图、照,不仅能直观、客观地反映事物,也为整部志书注入了新鲜的时代血液,增添活力。除了图照外,表更是不可或缺的体裁。尤其在经济部类的志稿中,多年的数据统计如果用文字记述会显得纷乱而冗长,用表则可以一目了然,不仅是每年的数据能一眼看出,数据间的对比关系也能清晰明了的反映出来。

以上仅仅是笔者初涉志稿审阅工作所做的一些总结,多有偏颇及不到之处,在以后的实践中,笔者将加强理论学习,进一步充实理论素养,以成熟的理论指导方志具体工作,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提高。

我的镇江方言研究

《镇江市志·方言》经历二十年,正在修编,我有幸两度承担这一工程,填补了镇江方言研究的空白。藉此修编之际,对我的镇江方言研究作一个扼要回顾,并对今后工作作一点构想。

一、   编写方言志的技术条件

1、      学术条件  以下列数的学科知识和技术能力是编写方言志的必备条件。

A  语言学的系统知识  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域分支。对特定方言的研究必须遵循语言学的一般规律,也就是从方言的发生、发展,到平面的静态描写,包括语言的基本要素语音、词汇、语法,都应该依循学术规范。

   语音、词汇、语法的平面记录和描写 

音系的记录和准确构建,包括其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声韵调的配合关系,连续变调,文白异读、老派音和新派音,同音字表等。

方言词语包容量很大,方言志只能选择基本的、地域特征鲜明的词语加以搜集整理,但是在词目的入选范围,应注意照顾到所有词类,不拘泥于区分词与语,在词与非词上,从宽收罗。熟语中的惯用语、俗成语、谚语最具有地域色彩,在词语应该占有相当篇幅。

语法描写,兼顾词法和语法,不要写成通语语法,而应该突出非通语的具有地域特点的语法,力求归纳出具有理论价值的语法特点。

语言史的比较分析描写  这不是地方志的主要任务,但是如果有能力对单音词用字作本字考释,则是在学术性上体现了本书的训诂水平。而在语音上与中古音比较,与普通话比较,则是在汉语史研究和推广普通话方面,做出学术贡献。

   语音学和音韵学的知识  普通意义上的语音学,要求方言语音分析要从音位层级,运用国际音标记录描写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语音学即音韵学,则是从音节声韵调三分角度记录描写语音。这两种相关理论和方法都是方言调查研究所必需的。

   方言调查和研究的技术能力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上个世纪组织培养了中国方言调查的国家级队伍,编写了《汉语方言调查手册》、《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词汇表》、《汉语音韵讲义》等教材和相关资料,成为中国方言调查和分析研究的基本依据,这是编写方言志必须遵循的。

2、      我的学术背景

很幸运,我在复旦大学的五年求学,在南京大学、南京师大的两年进修,蒙名师教诲,得到基本训练,基本拥有了上述条件。后来的方言调查研究实践,以及在高等学校三十年的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进一步强化了上述条件。

我的得天独厚的学术背景:

在复旦大学得到的相关语言学课程训练:高天如教授授“语言学概论”,许宝华、汤珍珠、张世禄教授授“现代汉语”,其中,《汉语方言大词典》主编许宝华先生所授的语音学对国际音标的掌握得益最大;

在南京进修所获的的有关知识和训练: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南京师大徐复教授亲授训诂学,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南京大学鲍明炜教授亲授音韵学,中国音韵学会会长、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亲授汉语语音史;

在镇江地方学人中,特别值得纪念的是已故盲人学者唐棣先生。他在建国初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能用胡琴定调值,当年在沪上颇有令名,文革红人于会泳未发迹时,曾专门向他请教音韵。在完全失明前,曾致力镇江方言研究。我研究镇江方言有幸多次向他请教。另外还有一位孙金振先生,是我市著名的饱学之士,我与他经常逐字切磋,得益且得乐。

1985年,吕叔湘先生莅镇讲学,向先生请教镇江声调的调类和调值。

另外在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方面,也有学术上的得益:

与丹阳方言词典编者蔡国璐、南京大学薛遴合作调查研究吴语与江淮方言在镇江的分界,由本人执笔撰成论文,在全国方言学会年会报告;

为江苏省志的方言志提供系统的镇江方言资料;

为《汉语方言大词典》提供镇江方言本字考释资料;

参与中外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交流:接待美国新泽西州大学汉学家史皓元、北京大学语言学博士张敏、华东师范大学方言专家颜逸民教授和他的研究生、苏州大学方言专家石汝杰教授、南京大学方言专家薛遴、顾黔教授,出席中国汉语方言学会、国际吴方言研究会年会和江苏省语言学会年会,提交学术论文。

3、      社会条件

   任务的产生:大规模经济建设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文化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开始了一项宏大的修志工程,正所谓盛世修志。各级志书中都列有方言卷,于是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方言调查和方言志编写。

    我的知识储备得到发挥作用的机会。承蒙镇江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信任,方志办的戴午林同志郑重委托我编写镇江市志的镇江方言卷,刘爱玲同志作为联系人,关心写作进度,并且提供各项方便。在前无古人的基础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困难是很大的,可是镇江地处吴语与江淮方言分界的重要学术地位,不能没有镇江方言的描写与研究。既然我具有相应的技术条件,而且我是一名热爱家乡的镇江人,我知道责无旁贷,终于鼓足勇气承担了这副沉甸甸的担子。

镇江方言有细微的内部差异,城乡之间、城里城外都有不同,我决定以老城区作为调查区域。我的调查对象是:以我本人为代表的居住在老城区的南门大街的老镇江人、居住于大市口的学者唐棣先生、居住于五条街的学者孙金振先生。这三位调查对象恰成三足鼎立,具有扎实的根底,他们确保了镇江方言描写的精确性和学术性。

二、   我的镇江方言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镇江方言北化研究。这是最早从语言学意义上对镇江方言的形成的研究。在顾炎武、陈寅恪、鲍明炜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启迪,我从历史上镇江的居民的来源,进行方言史的研究,得出六朝时期北方话板块对江南吴语板块的楔入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方言研究的理论贡献。

   镇江话本字考。我在南京从徐复先生学习训诂学,遵嘱读古汉语根底书《说文解字》、《尔雅》、《方言》、《广雅》、《广韵》。其副产品即是以今音今义今字与古音古义古字互相求的方法(莫轻忽这句话,这里几乎已道尽训诂之要!)求镇江话的本字。从此读书非但不苦,且时时得发现之乐。这些本字,除了以论文形式发表外,还提供给了《汉语方言大词典》和《镇江市志》。

   镇江市志方言卷。这是第一份完整的现代镇江方言描写;含音系、同音字汇、常用词、语法特点等。架构一个方言体系是非常不容易的,其知识结构类同于普通话。普通话的研究是国家行为,各级学校奉为圭臬,云集了无数学者倾心研究;而方言研究的重担往往压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身上,其困难可想而知。有音义而无字的词需要造字,我就造了“掯(换成土旁)”、“驺(换成竖心旁)”等字;如前所述还运用训诂学方法为有些方言词考出了本字;对单字的多音与定位,对语音、构词、语法等规律性的分析,更是日夜苦思,与专家反复切磋,方能成稿。举个简单的例子,镇江话的句尾语气词的研究,我花了很大的力气采取了声韵穷尽式的组合试验,得出的结论非常坚实。语法描写的篇幅有限,对于不同的构造,比如“儿尾、子尾、头尾”,不能展开说明,就用顿号分号加以分类,除了专家,一般读者可能还看不出我的苦心。美国新泽西州大学的汉学家史皓元先生两次来访,在他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中引用了《镇江市志》方言卷的材料。

   京口区志方言卷。为了保持与镇江市志科学上的一致性,又要有所补充,特别增加了镇江话与普通话的语音对应分析表,这对于镇江话的未来走向有比较意义。

   润州区志方言卷。本志的特点是对镇江近郊话、远郊话、圩区话作了调查分析,并择要作了描写。对相距不远的地域方言作细致辨析,外地人常不及本地人精准。比较《丹徒县志》的方言卷,就有这种感觉。一些规律性的现象得不到记录,很是遗憾。

   江淮方言与吴语在镇江的分界研究。这是一项分量较重的课题,在方言地理学上很有价值,其研究对象是北方方言与吴语两大方言在长江沿江江南地区的分界地区的语言。这个课题由本人、丹阳的蔡国璐和南京大学的薛遴共同承担。蔡国璐负责提供丹阳部分的资料;薛遴参加丹徒部分调查,并提供调查字表;我则主要设计调查方案,负责调查镇江市及丹徒县,最后将全部材料加以分析梳理,撰写成文。论文在中国汉语方言学会年会报告。我另外独立撰写的相关论文,应邀在第三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报告,并收入《吴语研究》。

   镇江方音比较研究。本文是一篇重量级论文,对镇江方音作了历时纵向和共时横向的比较研究。

纵向历时比较分两个基本部分:1、与中古音比较。将现代镇江话的音系与以《广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作了详尽的比较,得出一系列分析结论。2120年以来的镇江话的分代比较。虽然只是列表举例分析,但也具有抢救意义。

   横向共时比较分三个基本部分:1、与北京音比较,对声韵调的对应,做出科学描述,对于镇江人学习普通话,具有指导性应用价值。2、与吴音比较。分析了镇江话与过渡带方言的联系和异同。3、与周边方言比较,分析了与扬州话、泰州话的主要语音差别。

三、   今后镇江方言研究的构想。首先是队伍建设。希望有热爱语言研究,热爱家乡,有专业基础的新人参加镇江方言研究。我愿意给予协助和支持。

  除了紧跟时代,追踪变迁,不断记录描写镇江方言之外,还有些课题具有研究价值。举例说:

镇江语音的连续变调。  美籍华人方言专家张宏明曾有相关研究,但是他的发音合作人是身居纽约的一位老太太。其音系很不可靠,例词也常不见于镇江话。所以镇江人可以在我的初步研究(见于市志)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镇江方言词语研究。  这是一个富矿。但是随着时代的加速现代化,通语有加速替代方言的趋势。抢救性记录方言词语,具有刻不容缓的价值。方言语词丰富多彩,而且具有独特的魅力。这些语词是方言地区人们时代累积的文化积淀,是大中华文明的载体,也是学术发展史的重要研究对象。此次修志,我侧重记录了一些方言语词,就是出于这个初衷。

   镇江方言的内部差异。这是一个工程。所谓内部,可以是区域的进一步细分,也可以是调查对象的进一步细分(如: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等)。深入研究后,会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成果。

   镇江方言的发展调查。镇江方言受到周边方言和普通话的立体性影响。主要来自苏北的打工者的生产生活用语、港台文化的语言的影响,吴语的渗透,官方语言的普通话的强势取代,都使得镇江话在迅速变化。少年儿童能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家中两代人的生活语言,甚至语音都发生了可以感觉得到的变化,这是很值得调查研究的。

   镇江方言文化研究。儿歌民谣、民间故事、地方戏、竹枝词、小说散文、评话说书、吉语讳词等等,都蕴藏着丰富的方言文化信息,值得深入研究。

   镇江古代语音研究。有两个重要对象值得研究。一是徐邈音研究。六朝的徐邈,是一位大学者,他是北方来到镇江的移民。他曾给古代若干部经书的语词注音,材料被收入《经典释文》,至少保留了2500条。王力曾专门研究,但是王先生竟然把徐邈当作常州人了。其结论的权威性令人生疑。

另一个是润州唐人诗歌的用韵研究。《丹阳集》已佚,但有《润州唐人集》可资研究。鲁国尧先生的宋代词人用韵研究蜚声学界,说明除了韵书的音系研究外,断代的地域性实际用韵研究,更有其特殊意义。

   另外,晚清《红楼复梦》、《老残游记》、《扬州话本》中,有很丰富的江淮方言材料。这些资料中有着与镇江话的特殊关系,但是又必须小心剥离。这是绕不过,又要谨慎处理的研究对象。

   南京大学鲍明炜先生生前嘱我撰写《镇江方言研究》一书,规定了大纲和字数,殷殷相望,期望早日问世。可是我面对这个浩大的工程,不愿苟且,深感心雄力薄,未敢夸海口应承。但愿本文的发表,能邀约到同好者,并力完成这一工程,以期告慰尊敬的鲍先生。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四日

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国民经济大调整

——浅探周恩来主要经济发展观的内涵和特点

赵纪福

 

1953年到1963年,我国经历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大跃进”、国民经济大调整等过程,走过了一条奋斗与成就共生、探索与艰辛相伴的发展之路,既取得了举巨瞩目的成绩和经验,也造成了触目惊心的损失和遗憾,留下了代价昂贵的教训和不幸。在组织领导这10年的经济建设中,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对为什么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深入的思考,作出了比较精辟的回答。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经济发展观,充分展示了周恩来革命的胆略、辩证的思维、高超的领导艺术和过人的智慧,成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源泉之一,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纵观周恩来主要经济发展观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探析其内涵,笔者感到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1、周恩来的经济发展观体现了立党为公、发展为民、建设靠民的民本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探索,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作了比较明确完整的理论阐述。1956114下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

   “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周恩来能提出上述这些重要思想,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周恩来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其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思想。早在1948621,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就论述了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的五大原则。第二大原则是:“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为多数人的。第五大原则是:“如果个人或少数人利益与大多数人不冲突时,则大多数加少数,如果少数人或个人利益与大多数发生根本冲突时,则抛弃少数照顾大多数。”

   194957,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号召青年“学习毛泽东”时指出:“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一思想同样充分体现在周恩来建国后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54923,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

   2、周恩来始终把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是我党三代领导集体中最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人。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和江泽民关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论断,无不闪耀着周恩来经济思想的光辉。

   周恩来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建设工作已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95324,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54923,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

周恩来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实施“一五”、“二五”、“三五”计划中,周恩来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紧抓不放,即使在毛择东倡导“反右倾保守”、“反反冒进”、“大跃进”中受到严厉的批评,承受巨大的痛苦,也不改初衷,狠抓“中心任务”、“根本性任务”不动摇,做了大量艰苦的、细致的“纠偏”、“调整”工作,尽心尽力地减少因“冒进”、“反反冒进”、“大跃进,带来的经济损失,努力实现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协调发展、真正发展。

3、周恩来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观体现了积极稳妥、求真务实的精神。早在19521211,周恩来向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和几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讲到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时,就冷静地从有利的和困难的两个方面分析了建设的条件。对怎样进行建设工作提出了两条重要的指导思想;一条是“要注意重点”,另一条是“要注重质量”。他说:“在建设中,任何部门都不要只探求数目字,当然,数目字是一个标准。任何工作、任何计划、任何运动,没有数目字就没有方向,没有标准,就不能按计划前进。可是,单单探求数目字,那就会变成盲目,变成庞大,变成浪费。”

   1956120,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结论时提醒大家:“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30,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几年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现实情况,引起周恩来对中国国情的进一步思考。1956年夏,他对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出初步的理论概括:“中国经济建设速度应当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确定这样的速度,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需要,是有可能的。但是正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要赶上发达国家,又需要做长期的努力,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周恩来得出的结论是:“确定经济建设的速度,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1956年初、年中,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多、快、好、省”口号自提出后,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只是“多”和“快”,而忽视“好”和“省”,并且常常以牺牲“好、省”为代价来求得“多、快”,这个口号没有发挥它预期的

积极作用。

   1956916,根据这几年经济建设的实践,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总结概括出四条带有指导性的基本经验教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定可靠的基础上。”他说:“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今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在八大的正确决策下,国民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是积极而稳妥地向前发展的。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来虽受到批评,但在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终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4、周恩来关于经济发展的协调平衡观体现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态度。1953126,周恩来在全国财政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财经需要是在可能基础上定的,故依据可能办事……但有些可能如破坏比例计划、均衡发展而成为盲目的积极性,就要加以约束。”也就是说,如果某事在微观上是需要和可能的,但在宏观上是不需要或不可能的,或者微观会影响宏观整体效益,做这样的事情就要慎之又慎。

   1956410,为了避免因再追加投资而带来更加严重的物资供需的矛盾,减轻建设中已经出现的急躁冒进、比例失调向题,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时重申:“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平衡问题。”

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报告稿时,周恩来在书面意见中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在第一部分中增加“谈几个大的经验教训”,并且强调基本教训是:“均衡发展,综合平衡”的问题。

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挤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总结概括的近几年经济建设的第二条基本经验教训是:“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他说:“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周恩来正确的经济发展观来自于实践,又用于指导自己的实践。他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典范。

1956119,为了统一国务院各部门的思想,周恩来请各部党组负责人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基建过热,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结构失衡的现象,他强调:“搞重工业不可失掉人民,否则就失掉了基础。”“就是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10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的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大跃进”中的全党全民大办钢铁、“以钢为纲”、“小土群”、“元帅升帐”而其它“停车让路”等等,造成经济各种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陷人极端困难的境地,“大跃进”演变成“大跃退”,从反面证明了周恩来上述论断是英明正确的。

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最突出的间题是农业,最大的困难是粮食。1960930日,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1961年要把“农业放在首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6237,在中央财经小组开会讨论时,陈云提出:对1962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周恩来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旁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1962328,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周恩来为此节衣缩食、鞠躬尽瘁、披肝沥胆、日夜操劳,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总而言之,周恩来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国民经济大调整形成的经济发展观,在发展的目的上,体现了人民性;在发展的速度上,体现了可能性;在发展的结构上,体现协调性;在理论创立上,体现实践性;在理论思维上,体现了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重点与一般,整体与个体、眼前与长远的辩证统一,力求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或者均衡点,使整个收益最大化。也就是周恩来常常强调的,要正确处理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事实求是、高速度与按比例发展、多快与好省等之间的关系,在平衡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平衡,在协调中求增长,在增长中求协调。

10年艰难探索中,周恩来形成的与盲目冒进、“反反冒进”、“大跃进”相对应的主要经济发展观,其内涵归纳起来应有以下4点:1、从发展计划来说,确定指标和发展速度,要切实可行,既积极又稳妥可靠,既瞻前又顾后,既考虑左又照顾右;2、从横向结构来说,要填平补齐,比例协调,成龙配套,综合平衡;3,从纵向发展来说既要有利于眼前,又要着眼于长远,可持续前进,4、从执行计划的成果来说,统计的数据、发展的速度要实实在在,真实可靠。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实事求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思想无不闪耀着唯物辩证法、毛泽东思想、现代系统论、控制论、宏观经济学等真理的光辉。

在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地域广阔、环境悬殊、风俗各异、贫穷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是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事业,带有很强的挑战性和开拓性。周恩来不负众望,以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勇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坚持真理,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其一系列经济发展观,达到当时的最高认识水平,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既来之不易也决非偶然,是他用丰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勇于探求真理、坚持真理的革命胆略,始终如一的实事求是思想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公仆意识,细致严谨、勤奋踏实的工作态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公而忘私、淡泊名利的道德品格,浇开了直理之花。

                                                                           紫金泉井铭考

马阿林

 

紫金泉作为镇江井文化的一个历史见证,几经岁月的沉沦,终立身于大市口广场这一醒目位置,每天都受到镇江市民,乃至海内外游客的观瞻,实是镇江名泉古井中的幸运儿。日前,笔者在和华夏、南山老兵拓紫金泉井铭时发现,镇江市文物保护委员会一九九年六月立的镇江市文物保护单位“紫金泉”文保标志碑中对紫金泉的记述竟然有误。

紫金泉井铭原文应为:“至正十年岁次庚寅仲春良日里巷里正卿置”十八字。然紫金泉文保标志碑碑上记述为:“至正十年岁次庚寅春良日里巷里正立”十六字,缺“仲”、“卿”两字,并将“置”错为“立”。

笔者查阅过诸多关于紫金泉的资料,发现多为此错误记述。《镇江文物古迹》中记述为:“紫金泉,在解放路236号,泉井在高出地面约0.70米的平台之上,泉栏为等边六角形,底部边长各0.38,口沿边长各0.32米。泉栏东北面上阴刻双勾线,内纵刻两行,各八字的楷书“至正十年岁次庚寅(1350年)春良日里巷里正立”,为元代书法家赵孟頫题写……”(19939月出版,第68页);《镇江市志·文物·泉、井·泉》中记述为“紫金泉……今泉井栏为元代重建,白石质地,等边六角形,高0.40米,口径0.36米,上镌有铭文‘至正十年岁次庚寅春良日里巷里正立’……”(199312出版,第1421页);《镇江古今建筑·附录古井》中也这样记述:“紫金泉,在大市口(今解放路236号)。凿于元代,井栏上刻有‘至正十年岁次庚寅春良日里巷里正立’,为书法家赵孟頫……”(199912出版,第174页);《镇江文化丛书·镇江文物·洞、泉、桥、园》中还是这样记载:“紫金泉……泉栏东北上阴刻双勾线,内纵刻两行楷书:‘至正十年岁次庚寅春(1305年)良日里巷里正立’。为元代书法家赵孟頫题写”(20079出版,第139页)。前后两处括弧内“(1305年)”应为1350年之误。唯有戴志恭先生200511月在《紫金泉的变迁》一文中有过正确的描述:“……其中一面栏身刻铭文‘至正十年岁次庚寅仲春良日里巷里正卿置’(注:卿是古代人对人的敬称,也是对人尊重之号)。按古制,‘一里八十户,历代多置里正,即地保,至明代改名里长’”。

碑记中说,井铭“为元代书法家赵孟頫题写”。赵孟頫(1254-1322)元书画家,今浙江湖州人。元世祖忽必烈搜访“遗逸”,经人举荐,官刑部主事;后至翰林学士承旨。工书法,尤精正、行书和小楷;擅画,工山水、人物和花鸟,开创元代新画风。存世书画迹较多,书迹有《洛神赋》《道德经》《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四体千字文》等;画迹有《重江叠嶂》《东洞庭》《鹊华秋色》《秋郊饮马》《红衣天竺僧》等。以赵孟頫当年之声望,如其曾为紫金泉作过铭,历代府、县志当有所记载。但笔者查阅后均未见有此记载。

有关紫金泉的记载,最早(资料所及)见于宋《嘉定镇江志》:紫金山,正当市心,四旁民居。旧来犹隐隐见山脚,今不复存。而其泉固在,即严氏家井,形制甚古。后人误指紫金山为金山,非也。严氏之居,今为章氏云。据元《至顺镇江志》记载:紫金泉,在城中市心民居。《嘉定志》:紫金山,正当市心,四旁民居。旧来犹隐隐见山脚,今不复存。而其泉固在,即严氏家井,形制甚古。后人误指紫金山为金山,非也。严氏之居,今为章氏云。据明《正德丹徒县志》记载:紫金泉,在城中即严氏义井,也或以为天下第二品。据清《乾隆镇江府志》记载:紫金泉,在城中大市,嘉定志紫金山正当市心,四旁民居,旧时犹隐隐见金脚,今不复存,而其泉固在。或云为天下第二泉,久侵于民居。明万历戊戌年知县庞时雍建坊立石,训道李天培有记究非真泉也。据清《光绪丹徒县志》记载:紫金泉,在城中紫金山下。旧志:紫金山,正当市心,四旁民居,旧时犹隐隐见金脚,今不复存,而其泉固在。或云为天下第二泉,久侵于民居。明万历戊戌年知县庞时雍建坊立石,训道李天培有记究非真泉也。可见元《至顺镇江志》、明《正德丹徒县志》、清《乾隆镇江府志》和《光绪丹徒县志》也多引用宋志之说,并未见有赵孟頫题诗和题写井铭一说。按当时志书体例,赵孟頫如确曾为紫金泉做过诗文或题写井铭,志书中当有记载,这在各本旧志书中屡见不鲜。关于赵孟頫题写紫金泉井铭首见于1993年出版的《镇江文物古迹》,而1993年版《镇江市志》没有此记载;1999年和2007年出版的《镇江古今建筑》、《镇江文化丛书》中却有记载,不知典出何处?

但据戴志恭先生《紫金泉的变迁》一文:“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曾有过赞美词题书,并勒石于泉旁,后刻石与原泉栏同毁。今存泉井栏系原物毁后,为元至正十年(1350)重建。赵孟頫于元至治二年(1322)逝世,重建泉栏已是赵去世后的第二十八个年头了”。由此可以推断现存井栏上的井铭为后人所题。后人以为赵孟頫为紫金泉题过赞美词,其根据可能是清人唐庸的一首《紫金泉》诗:“紫金山傍六街前,除却中泠更有泉;剔除吴兴旧题字,不知风雨自何年”。诗中“吴兴旧题字”系指浙江吴兴人赵孟頫,然原刻石和井栏均已在元至正十年前就毁损,清人唐庸何以见过有元代赵孟頫题写诗文的碑石与题写井铭的旧有泉栏。或许在古籍中曾有过记载,后随着资料的散失,后人不见其踪罢了。戴志恭先生《紫金泉的变迁》一文中“可见,诗的作者曾见到过元代赵孟頫在泉旁立的碑石与旧有泉栏”一说不确,只能说唐庸可能见过记载赵孟頫为紫金泉题写过的诗文或为井栏题过的井铭资料,依据资料得出赵孟頫曾为紫金泉题写过诗文或井铭。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存井栏上的井铭绝对不是赵孟頫所题,因为他不可能为自己死后28年重建的井栏题写井铭。

据旧志记载,赵孟頫确曾为镇江题过字,那是“奉敕撰碑”。元《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载:“般若院,在竖土山巅。至元十六年,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即金山建二寺:一曰云台寺,一曰聚明山寺。至大四年,改为金山下院,赐今名。”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人。时任虎符怀远大将军,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二十五日赴镇。八月一日再降金牌改授明威大将军、副达鲁花赤。达鲁花赤及镇江府路总管府掌印之官。因马薛里吉思倚势夺金山地于西津岗头建两十字寺。至元十六年元世祖降旨,令宣政院断事官潑阁、都功德使司丞答失帖木儿驰谕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毁拆十字,令画工刘高改作佛像,并令赵孟頫为文,立碑金山。将两寺复归金山,改为金山下院,赐名金山寺般若禅院。

宋《嘉定镇江志》中关于紫金泉的记载:“紫金山,正当市心,四旁民居。旧来犹隐隐见山脚,今不复存。”说明在宋及宋以前,紫金泉所在位置——大市口即为镇江繁华所在。“而其泉固在,即严氏家井,形制甚古”这句话说明紫金泉始凿年代当为宋或宋以前。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大市口附近地区的考古中,曾在新华剧院门前出土过珍贵的唐三彩瓷器、唐青瓷唾壶以及大量唐代砖瓦、水缸等建筑与生活用品;在解放路娄巷发现过唐代形制的古井栏;以及东门坡宋井“古泮泉”和宋时的大市口十字街道等。

镇江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这块文保标志碑出现这样的错误,同时许多资料中记载有同样的错误说法,实属不该。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将其更换为正确的记述,以免给市民和海内外游客造成误解,给后人留下错误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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